政治人物的誣指歪風豈可一再演出？

隨著「模擬演出六人組」全數到案，台北市議員王育誠辦公室打著揭發「腳尾飯」之名，行造假作秀的自導自演終於水落口出。王育誠、助理及相關人等必須面臨政治、法律及社會的各種追究及後果。從政治及社會責任說，身為政治人物而擺出偌大烏龍，搞到社會人心不安，有些餐飲攤商深受其害，其惡行已經遠遠超過「民無信不立」的程度，如果還戀棧其職，則其判斷及格調如此，許多台北市民不免大嘆夫復何言。

我們不打算於王育誠是否辭職這件事再做議論，但是有鑑於近年在我國民主化過程，打著揭發政治弊病或權貴濫權的情事有增無已，其中固不乏若干摘奸發伏的案例，惟以舉發違法失職或腐化亂行為名，進行詆毀官員、政敵或只為自己作秀的行徑，卻層出不窮；王育誠辦公室的作偽，實已凸顯這種政治攻訐及作秀的惡質。任由這種不負責任的政治惡行相沿成風，不僅侵害無辜當事人權益，撕裂社會人際互信，亦加深惡劣的政治鬥爭文化。台灣社會必須以王育誠案為警惕，追究當事者的政治、法律及社會責任，檢討其中出現問題的環節，方能扭轉社會亂象，減少政治脫序演出。

類似王育誠這種向壁虛構的揭發，近年不斷出現於政壇。遠的不說，二○○○年政黨輪替之後，時任立委的謝啟大等人誣指李前總統夫人曾文惠運送五千萬美鈔前往美國。在此之前，以揭弊為名的前立委林瑞圖宣稱陳水扁總統於台北市長任內到澳門買春十多次。二○○二年，與王育誠同黨的立委李慶安爆料，指稱衛生署代署長涂醒哲舔人耳朵。民意代表好做揭發，部分原因是監督當權者本係其職責之一，然而在這些烏龍案例中，打著揭發旗號的民代未善盡查證之責，即對當事人做不實指控，主要是政治文化出現問題：假揭弊之名最容易引起注意，作秀是難以抗拒的誘惑，偏愛「人咬狗」的媒體往往為之配合，而且通常還兼有打擊政敵的效果。

誠然，作秀，尤其在媒體之前作秀，是民主社會常態。有如法國已故社會學者布爾迪赫（Pierre Bourdeu）所說：「在這個所謂媒體的時代，知識政治的主要戰場，不就正是聲光俱全的電視，或者報紙？」不過，台灣政治的作秀文化顯然極為不堪，曾經擔任立法委員的呂秀蓮如此形容立法院：「它是政治馬戲班，是媒體金舞台，是利益分贓所，是權力競技場，也是正義的焚化爐。因為在這裡，用武比用文吃香，作秀比做事風光，專業和認真變成傻瓜代名詞，聰明的人譁眾取寵，根本不必開會議事。」台灣十多年來在民主化過程，民意代表力求作秀，已幾近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而其間從威權時代解放的新聞媒體亦樂於為之提供舞台，乃使得利用媒體作秀的政治文化，在我國極其明顯。

王育誠正是這種政治文化的標準模式。他從新聞媒體出身，因媒體帶來的知名度而輕易躋身政壇。正因深諳箇中三昧，從政之後他政媒兩棲，打著揭弊的旗號，保持在媒體經常曝光的機會，既取得一定收視率，也爭取相當的選票，這也正是閱聽人監督媒體聯盟等關心媒體健全發展的公民團體，雖不止一次點名其主持的節目不顧社會責任，要求他停止政媒兩棲，而其本人置若罔聞的原因。然而，政媒兩棲不僅違反新聞專業倫理，實際上最終也導致王育誠今日的困境。

從政治人物的角度看，以揭發為名的動作，原不無為民伸冤或除弊的作用，但是在作秀盛行的文化，民意代表且有言論免責權，這就使民代經常表現過火。這種過度表現，除了作秀，有時還出自政治鬥爭等其他考量，特別是五年前政黨輪替以來，失去政權或昔日政治特權而心理不平衡者大有人在，其對本土政權假揭弊之名行醜化或政治鬥爭的手法愈演愈烈，有時已經到了不擇手段的程度，近年這種向壁虛構的誣控烏龍案明顯增加，即其例證。

本來，新聞專業倫理若受到重視，個別政治人物的過度表現足以受到克制。新聞報導要求準確與公平，對於揭發或指控，負責任的新聞從業員一定經過查證，包括讓被控的當事人有辯駁或說明的機會，而且是在報導之前，即有此機會，並經新聞專業判斷屬實之後方才報導。這種新聞人「守門」的過程，足以克制政治人為求作秀或政治爭鬥而導致的過度表現。只是在王育誠身上，政治人物與新聞記者合而為一，當事人或以為這種政媒兩棲是名權雙收的兩利，甚至是兼做電視新聞及議會質詢的一舉兩得。然而，失去新聞人守門或節制之後，政客的特質過度表現，找不到證據的議題自己動手導編演，終至演出為害社會的烏龍劇。政媒兩棲者多年來或許自以為得計，到頭來不免自食其果。

王育誠事件也反映了不誠無物，作虛弄偽不論在政治或新聞，長久而言終必穿幫。但是，在真相大白之前，喜歡作秀的政治人物，其實是與追求聳動的媒體結合為一，成為共犯結構，造成經濟社會不安。台灣在民主化過程，立法院及新聞媒體屢次在民調中被指為社會亂源，其情況猶如「腳尾飯事件」被揭發之前的亂象。誠信原係政治及新聞的基礎，最終取決於自律。如今自律不行，顯然需要借助他律。就此而言，透過法律及政治程序讓作假者承擔應有的責任，以儆戒來茲，並終止政媒兩棲，應是台灣社會藉王育誠案扭轉當前政治亂象起碼的應有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