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提升國民稅負，何不先堵住產業西進缺口？

陳總統日前提出多項稅改方向，包括三年內提升國民租稅負擔率到十五％，中長期目標十八％；研擬在短期內調整營業稅一到二個百分點；逐步建立所得稅最低稅負制度；研議調整遺產及贈與稅最高邊際稅率為四十％；研究對投資未上市、未上櫃股票課徵交易所得之可行性；政府應給個人強化就業技能支出的租稅減免等。

消息一出，各方反應不同，有的肯定，有的即持保留態度。稅改，尤其加稅，因涉及增加國民負擔，輿論、學界均會有正反的看法，亦易引起抗爭，此乃民主社會常事，不過對研議短期內提高營業稅一到二個百分點一項，市面似有較多的質疑。有人甚至以「會不會重演橋本（Hashimoto）效應」強烈質疑調高營業稅的方案。

所謂「橋本效應」，乃一九九七年四月，當時擔任日相的橋本龍太郎為改善財政，將消費稅率由三％提升至五％，這二個百分點不但讓日本經濟引擎失速，也使得橋本的政治聲望墜入谷底，次年自民黨在參院選舉失利，橋本黯然下台。

一九九七及九八年日本經濟滑坡是事實，一九九七年日本的經濟成長由前年的三點六％降為一點七％，九八年再降為負一點一％。但經濟成長之衰退並不只發生在日本。大家應記憶猶新，一九九七年七月亞洲承受了東南亞金融危機的衝擊，各國經濟均墜入谷底，韓國一九九七年由前年的七％成長下跌至只四點七％，九八年更跌至負六點九％，比日本更慘。東南亞各國均有相同現象，所以將該年日本經濟的失速歸責於消費稅稅率之提高，不但欠缺說服力亦欠公允。只是由於日本的消費稅直接在銷售時加收，容易引起眾怨，橋本的政敵及反對黨也就藉機做為數落橋本施政之題材。也就是說，橋本之稅改一時被其政敵抹黑成為政爭之工具，若信以為真，則迷失事實之真相。弔詭的是，日本五％的消費稅至今並未取消，可見攻訐歸攻訐，大家心裡有數，即橋本提高消費稅率至五％的稅改措施，並非日本經濟急速下滑、財務持續惡化、消費委靡不振的真正原因。

另一個使日本在一九九七及九八年，甚至以後幾年，經濟無法起色的原因是偏高的日圓匯率。一九九七年東南亞金融風暴爆發之後，日本銀行做了一件錯誤的決定：即捍衛日圓。東南亞金融風暴實質的元兇應是中國人民幣一九九○年初期大貶所引發的對國際分工體系均衡性之破壞。所以風暴還是以東南亞各國及韓國幣值的貶值收場。到了該年年底，韓元貶了九十一點六％，泰銖八十三點二％，馬幣五十三點八％，菲幣五十一點五％，印尼盾一二九點六％，多多少少調整了一九九○年初人民幣對東南亞各國貨幣過度偏低所引爆之區域均衡問題。調整（貶值）最小的國家是日本，日圓僅貶十三點四％，結果以美元報價出口的日本商品價格與韓貨相比大幅偏高，致使日本企業如夏普（Sharp）、松下、Sony等在韓國科技產品的壓力下節節敗退，斷送了九七以後日本經濟復甦的機會。被高估的財富（如房、地）價格也被迫向下調整，日本財富萎縮型的金融問題為此遲遲無法獲得解決，這些都是近幾年日本政府財政絲毫無法改善的主要因素。橋本的消費稅絕非禍首，反而是增加日本財稅收入的一服良藥。我們自不可盲目跟隨一些日本政客起舞，指鹿為馬，顛倒是非。

以日為鑑，我們必須提醒政府如須稅改，則必須做好對政策的宣導，並提防國內泛政治化的政客及媒體把所有將來因「以商逼政」、「積極開放」、「大膽西進」、「與中國共生」等所引發的經濟滑坡、人民失業問題巧妙地嫁禍於政府之稅改，將稅改妖魔化，做為「奪取政權」、「以經促統」的政爭工具。

其實，台灣財政之日益惡化，乃是由於稅基之大量流失，而稅基之流失，乃肇因於產業之大量西移。不僅資金因而失血，且大量失業之人口亦需政府之救濟，不僅失去稅源，甚至還需增加財政支出。將來如營業稅提高成為政策並付實施，也只是略微改善政府財政赤字的一小部分。根本之道，乃在於培養稅源，堵住資金外流之缺口，改善投資環境，增加就業機會，只要經濟持續成長，政府就不必擔心財政的惡化，也就不必急於加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