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突破困境必須依據歷史真相著手

李登輝前總統日前在李登輝學校授課時指出，台灣雖然擁有政府、人民、領土等國家構成要件，但欠缺一項就是台灣沒有登記主權，沒有明確的法定地位，聯合國也是這樣認定，台灣才無法加入聯合國，無法走入國際，與其他大國建交。李前總統更表示，台灣要成為正常國家，除了推動民主、制憲、正名之外，未來還要跟美國談論台灣法定地位爭議如何解決。李前總統此一談話，是有關台灣主權地位如何解決，最明確的一次。

李前總統為何提出，解決台灣的主權定位，必須跟美國談論，這一主張是有歷史事實作為根據，並非對美國諂媚，也不是因為美國是當前世界的超強，台灣想借美國之力與中國對抗，亦即不是向美國「賣身投靠」，也非向美國「討救兵」，而是在追求一個歷史公道，還台灣人民遲來的正義。坦言之，台灣今天的主權地位已無爭議，在歷經本土化與民主改革之後，台灣不但擁有政府、人民、領土、軍隊等國家構成要件，而且這些構成要件更因台灣實施民主政治，而具有正當性與合法性。也就是說，今天的台灣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主權獨立國家。既然如此，為何台灣的主權地位還是一個爭議的問題？這涉及兩個部分，一是出在台灣本身雖然是一個獨立國家，卻還掛著「中華民國」的招牌，一是出在對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但宣稱台灣是其一部分，更進而企圖使用武力達成併吞台灣的目的。而後者更是因為前者的問題並未釐清所衍生而來。換言之，中國宣稱對台灣擁有主權的主張，當然並不具有正當性，但是招惹此一麻煩，卻須歸咎於台灣自己使用了「中華民國」的招牌、憲法，才讓推翻「中華民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振振有詞、咄咄逼人。而台灣為何會掛上「中華民國」的招牌，這跟美國在二次大戰後一道陰錯陽差的命令有關，或許這便是李前總統提出要跟美國談論台灣法定地位爭議的原因。

台灣自古為無主之島，島上原住民係屬南島民族，與中國大陸的種族截然不同。及至數百年前，才有中國廣東、福建沿海的閩客族群移民來到此一海島。而清朝受到中法戰爭的刺激，為了對抗來自海上的西方列強與日本，乃於光緒十三年（西元一八八七年）在台灣建立行省，可見中國在台灣建省，並非視同一般領土，而是當成海上的「碉堡」。而此一建省之舉，更可反證「台灣自古不屬於中國」這一歷史事實。台灣建省僅約八年，清朝便在甲午戰爭中敗給了新崛起的日本帝國，而在一八九五年簽下馬關條約，將台灣、澎湖列島永久割讓給日本。易言之，「台灣自此之後不屬於中國」，更是明載於國際條約之中。陰錯陽差的是，在二次大戰時，台灣原屬太平洋戰區，不是中國戰區，但一九四五年二次大戰結束後，太平洋戰區盟軍統帥麥克阿瑟所發布的「第一號令」，卻是指示中國戰區總司令蔣介石來台灣受降，而此一接管狀態更因國民政府在大陸全面潰敗，數百萬中國軍民無處可以避禍，於是倉皇逃難來台，並在此一土地上實施長達四十多年的戒嚴統治，名義上的「受降」至此淪為實質的「強佔」。台灣從此被蔣政權當成反攻基地，遭到強行冠上「中華民國」的名字，日後即便反攻大陸夢想破滅，「中華民國」卻如緊箍咒，已經緊緊箍住台灣的腦袋，符咒一唸，便令台灣頭疼難忍。

蔣政權受盟軍統帥之令來台灣接管，既是權宜措施，更是臨時、短暫的軍事佔領狀態，並不能據此宣稱中華民國擁有台灣的主權，其理甚明。否則當時同樣向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投降的「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地區」，豈不也該納入中華民國的版圖？更何況，戰後所簽訂的相關和約，包括一九五二年盟國與戰敗國的舊金山和約，一九五三年蔣政權與日本簽訂之「對日和平條約」，日本對台灣主權的處理，大抵不脫「日本茲放棄其對於台灣及澎湖群島之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內涵，亦即日本放棄台灣與澎湖群島之主權，卻未明白宣示台澎主權的歸屬。此二項條約充分顯示，二次大戰後台灣的主權是屬於未定狀態，而太平洋戰區盟軍統帥麥克阿瑟命令台灣日軍向蔣介石軍隊投降，與「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地區」的受降，以及戰後美國佔領日本、南韓，蘇聯佔領北韓、東三省，在意義與性質上是相同的，是一種戰後維護區域秩序與和平的權宜手段，並不具有主權歸屬的意涵。

平心而論，吾人可以理解麥帥之舉，絕不是為了替蔣政權的「台灣屬於中華民國」的主張背書，其命令也不足以提供蔣政權長期佔有台灣的合法性，然則台灣的歷史發展卻因此鑄下了一場大悲劇。此一歷史的錯誤，造成台灣今日縱然已經充分民主化與本土化，成為一個主權獨立國家，卻仍擺脫不了「中華民國」與「大中國意識」的遺毒，更須隨時提防中華人民共和國假借「統一」之名行「併吞」之實。此一錯誤的根源，既然出於太平洋戰區盟軍統帥的決定，美國對今天台灣地位的尷尬、困難處境，實在推託不了國際法、人權與道義責任，因此李前總統提議政府應該與美國討論台灣法定地位爭議，未始不是台灣突破困境的一種創新思考，值得政府依歷史演變及國際法據理力爭，使台灣的國家地位正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