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職棒 哀台灣

■黃安邦

台灣向來有著「短視近利」，或是先談「情」，再談「理」，才講「法」的社會文化。

為求速效，花點銀子找洋將總比花大錢搞二軍來得划算。明明知道六支球團的「領隊會議」位階不應高於聯盟之上，但在買方市場的現況下，聯盟有如球團之下屬單位，想把職棒環境經營好，還得看看六個老闆是不是都能為大局著想，把眼光放遠。當內行的球迷對部份球團內部運作的方式及球隊比賽的內容大表不滿之時，球團發言人更會以粉飾太平的言論來遮蓋一切呼之欲出的事實。職棒體制不能健全發展，不能建立於「法」有據的遊戲規則，要不出事，很難。

此外，台灣的棒球向來建構在東方保守文化與為國爭光的國族主義之上，這和老美的個人英雄主義及追求極限的運動夢想大異其趣。從小在教練打罵教育及學長嚴格管控的模式下成長，陳昭穎的愚忠，搞不好也只是冰山一角。

棒球被喻為國球，同時也在刻意的操作下被賦予強烈的國族主義意涵。不過，精英化的發展卻也付出了基礎空洞化的代價。球員們過度訓練的結果，在全人教育的發展上勢必受到影響。而棒球運動是不是真的普及，從各級學校操場普遍禁止學生、民眾從事棒球活動的現象即可窺之一二。

在這樣的社會文化影響之下，要期待我們的職棒能一如美國、日本職棒的清新健康，要能夠具有社會免疫力的清新環境，從社會文化縮影的理論來看，似乎是件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在我們對球員、教練、球團甚至對棒球失望之餘，也許，真正令人失望的，是我們生活的這個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