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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師的絕響
佛洛伊德與薩依德的臨終之作
◎單德興 圖◎楊逃
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三日，猶太裔精神分析大師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於流亡之地倫敦去世，生前最後一部著作是於英國完稿的《摩西與一神教》（Moses and Monotheism,
1939）。二○○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巴勒斯坦裔美國學者／公共知識分子薩依德（Edward W. Said, 1935-2003）於客居四十年的紐約去世，該年四月出版的《佛洛伊德與非歐裔》（Freud
and the Non-European）是他在世時出版的最後一本專著，來自二○○一年十二月六日他應倫敦的佛洛伊德博物館之邀所發表的演講，主題正是佛洛伊德的《摩西與一神教》。這些看來似乎有些巧合，細觀之下未必盡然，反而可以發現兩者存在著相當驚人的相似之處。
兩本書都是兩位大師的臨終之作，不但標題的方式相近（都是「人名／名人與XX」），結構也都有雜蕪、鬆散之虞。薩依德的書原先是講稿（加上演講主持人的介紹和回應人的發言），從《摩西與一神教》出發，在有限的篇幅內觸及許多他長期關懷的學術、文化與政治議題，尤其是自己與異己、知識與權力、以巴之間的關係，以及中東的和平願景，不免有些旁蕪。佛洛伊德的作品更是三篇論文的合集，主題雖然集中於摩西，力求證明「猶太民族最偉大的子民」其實是埃及人，但三篇使用的方法各異，其中第三篇的篇幅比前兩篇合起來還長，前兩篇的序言出現在第三篇文章之前，第三篇的序言則出現在該篇文章中間，有如針對同一題目寫了三回，而非結構完整、論述縝密、比例相當的專著，迥異於佛洛伊德一向有條不紊的寫作方式。
以上這種紛蕪雜亂的創作風格，印證了薩依德所稱的「晚期風格」（late style），這與兩人生命後期的遭遇密切相關。兩人在晚年都體弱多病：佛洛伊德因為罹患下顎癌，前前後後動了三十三次手術，飽受身心折磨；薩依德則是在一九九一年的健康檢查中發現罹患白血病，於一九九四年五月起多次進出醫院接受各種治療。儘管兩人深受惡疾摧殘，依然意志堅定，著書立說，大力宣揚自己的學說與理念。但長期的肉體折磨，加上死亡的陰影盤旋不去，使他們沒有足夠的時間與氣力，好整以暇、井井有條、淋漓盡致地處理自己關切的議題，以致留下了與先前風格迥異的作品。就論理的周全透徹而言，這固然是缺憾，卻也見證了生命殘酷的現實，以及兩人面對大限時的奮鬥。
再者，兩人在實質與象徵意義上都是流亡者。一九三八年佛洛伊德為了避納粹之禍，於德國入侵奧地利前夕出亡倫敦，不但在那裡寫出最後、最長一篇有關摩西的論文，並且出版。而他由於觀念、思想的大膽激進，畢生引人側目，臨終之作更是甘冒大不韙，質疑自己民族偉人、舊約聖經傳奇人物摩西的身分。薩依德則是流亡美國的巴勒斯坦人，多年懷抱建國理想以及中東和平的願景，卻因為充當族人喉舌而遭到美國社會的疏離，在各地都覺得格格不入（這正是他回憶錄的英文標題〈Out
of Place〉）。換言之，兩人都處於邊緣地帶──就另一個角度來說是前沿地帶──為邊緣者／被邊緣化者發聲，善用流亡的位置與處境，發揮創新、刺激與啟蒙的效應。
就學說及作法──尤其是臨終之作──而言，兩人都是強有力的讀者與重讀者（re-reader）。佛洛伊德在《摩西與一神教》中重新解讀摩西，根據字源學、考古學、心理學等知識，仔細考查、論證，試圖解構數千年來眾人心目中這位最偉大的猶太人之身分，宣稱他其實是埃及人。薩依德在《佛洛伊德與非歐裔》中，藉由重新解釋「非歐」（non-European）一詞分別在佛洛伊德的時代和當代的意義，指稱原先在佛洛伊德時代被歐洲人認為是「非我族類」，因而屢遭歧視、迫害的猶太人，在以色列獨立建國之後，轉而把該地土著巴勒斯坦人當成「非我族類」，加以迫害。借用薩依德的話來說，兩人都是「心智的探險家……同時也是一位對慣常或既定疆域、系譜的翻轉者及重畫者」，分別藉由顛覆性、批判性與介入式的閱讀與重讀，提供了另類的觀點、對位的閱讀、競逐的敘事與對反的論述。
由以上身為猶太裔的佛洛伊德對自己傳統中最偉大的族人──摩西──身分的解構，以及薩依德對於佛洛伊德此一大膽看法的首肯與引伸，可以明顯看出兩人都不滿於本質論（essentialism）的論述，反對某種本質化、固定化、甚至偏執化的身分認同，並且試圖根據各人的「意圖」，形成「方法」，建構起各自的「開始」──此處借用薩依德的書名：《開始：意圖與方法》（Beginnings:
Intention and Method），並創造出各自的傳統。這種作法也示範了身分認同不是一旦認定後就永遠確立不移，而是在不同的情境與脈絡下，訴諸一次又一次的重讀與重建。換言之，身分認同不是結果，而是過程，不是存在（being），而是形成（becoming）。
伴隨著反本質論（anti-essentialism）而來的，就是拒絕將所謂的「異己」或「非我族類」加以「他者化」（othering），並進而遂行宰制。這種看法質疑二元對立的思維，反對隨之而來的殖民與迫害。對猶太民族而言，數千年的漂泊離散，種種磨難，都是由於他們在不同環境（甚至在定居許多世代的國度）中，被強勢者視為「非我族類」，因而認定他們「其心必異」，在極端的情況下導致「其行可誅」（甚至「其存在可誅」）。證諸二次大戰時納粹主導的猶太人大屠殺，不但是猶太民族歷史上最悲慘的一頁，也是人類歷史上慘絕人寰的大悲劇。另一方面，對巴勒斯坦人而言，原先世居該地的土著，於歐美列強在大屠殺之後因為內疚而考量讓猶太人建國時，被視如無物，沒有任何發言權；在以色列建國之後，他們不是流離失所，散居海外，就是成為該國的二等國民，接受不平等的待遇。先前的受害者理當更體認被迫害的痛苦，卻轉而成為加害者，這種情況不僅理不能容，對於新的受害者更是情何以堪。歷史的糾葛與強權的操控使得形勢長久險惡，和平之日遙遙無期。
佛洛伊德與薩依德兩人都學問淵博，見解高超，出入於多種語言、學科與文化之間，固然有個人的族裔與政治認同，卻難以接受所謂「文化的純淨」以及因為這種排外觀念而導致的「文化的貧瘠」。佛洛伊德一生因為猶太人的身分而受到許多歧視，薩依德流離失所的巴勒斯坦身分形塑了他流亡者的思想和行徑，具現於他的學術與政治活動。這些切膚之痛使得他們痛定思痛，藉由提出身分的建構性，挑戰「他者化」的手法，明白指出區分人／我的差異其實是人造的、權宜的，進而肯定並頌揚文化的揉雜與融合。
兩人選擇的策略和作法也頗有值得借鏡之處。簡言之，兩人藉由修訂主義（Revisionism）的立場，重讀、重探知識體系、神聖人物、宗教正統、社群歷史、著名人物、強勢政治等，來質疑傳統的看法，挑戰正統的主張，不迷信權威，反而以相對於神聖、尊崇的顛覆方式，在具體的著述中展現了世俗性（secularity）與現世性（worldliness）可能發揮的作用，打破成見、偏見、刻板印象，開拓新路，啟迪後人。
總之，身為學者，兩人都大膽挑戰既有的觀念，探索新領域，研究新議題，拓展人類的知識與見解，其中包括了影響深遠的啟蒙、公理與解放等議題。而身為批評家與知識分子，兩人都反對各式各樣的「暴政、宰制、虐待」，獻身於創造「為了促進人類自由而產生的非強制性的知識」，既使面臨生命中的無常與永恆的沉默之際，依然鼓起精神，秉持良知良能，著書立說，大聲疾呼，留下振聾發聵的絕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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