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電子報

◎馬建圖◎王孟婷
北京的很多胡同都有些歷史故事，因為許多名人都在這些又窄又長的胡同裡居住過。我住的南小街在東四十二條和十三條之間的巷子裡，往裡走一百多米就是上世紀初主張維新變法的梁啟超的故居。他後來被慈禧太后通緝，流亡海外十四年。記憶使我們積累經驗，並保存了一切。

記得我那間房子的前面是個煤店，買煤的人來車往，便把街面染得黑乎乎一片。由於緊靠著中醫院，病人和死人多，在煤店對街的壽衣店兩側，又常擠滿烤羊肉串的和賣水果的小攤檔。房子左右被夾在兩座樓的中間，不時會有從「天」而降的蛋殼、白菜葉以及鴿子糞掉進小院裡。除此之外，小院子和屋裡還算安靜。我就在那兒畫畫和寫作。房間掛滿了畫，連「地毯」也是一大張油畫。

那是一間又破又舊的房子。一幫又一幫的畫家、作家、詩人，以及各種各樣「離經叛道」的哥們在七○年代末期，經常來到五十三號聚會。還把手稿油印成詩集，策畫地下畫展、詩會以及傳遞某某人被抓走的消息。作家高行健也在這裡談現代文學的創作手法，談他的《絕對信號》。翻譯家付惟慈則把他的新作《月亮六便士》介紹給大家。那時，我們的聚會都是非法的。連半夜走在街道上都危險，特別是兩、三個人一起，經常會被抓走關進派出所。

本來五十三號就處在眾目睽睽之下，再加上經常人來人往，又放音樂又唱歌，更成了公安局和「小腳偵緝隊」的監視物件。我終於逃不過黨的眼睛，兩次被抓進公安局交代思想問題。最後一次放出來時，屋裡被徹底搜查，連紙糊的頂棚都被撕了下來。我決定離家流浪，走到一個偏僻的角落，走到沒有人能認出你的社會。而這種地方只能在沒有方向的路上。

那時我們的夢想就是出國，離開這個監獄社會。

一九八七年我移民到了香港才兩年，北京發生了八九學潮，中國在震動。

我也發現自己雖然軀體站在了自由的香港，但靈魂依然留在中國，我的夢也從未出國，依然停在南小街的周圍。我感到一個作家假如和自己熟悉並成長的社會脫節的話，他的創作也就失去了靈感和目的。甚至活著本身也沒有意義。也許我這個人就是越過周圍的親情，去與社會建立責任的人，所以我又返回了南小街。

六四大屠殺之後，我確定了一個長篇小說計畫，開始寫中國人被一雙無形的巨手撕扯著，人被迫變化著也麻木著。這個封閉了近四十年的獨裁政權，剛開始一點精神鬆動，就又被扯緊了。同時，經濟的開放，又給了大眾在商業領域尋找個人價值的實現。人們向錢看，丟棄了理想和人文關懷。

我把快倒塌的南小街重新裝修了一遍，裝上了煤氣和水池子。秋天，屋後那棵老槐樹會撒下一片片帶著塵土的葉子。冬天，小院子窗台上便落滿了白雪，這自然的氣味還能令我守住筆，去描寫周圍的人和事。當初在南小街五十三號偷偷聚會的朋友們，有的因六四進了監獄，有的出了國，有的捲進了商業的海潮，成了主席或總經理，價值觀變了也就少了來往。

南小街的煤廠早已不再賣煤，改建成的書店在六四大屠殺之後便不景氣，就又重新裝修成了歌舞廳。一些在雨天便滋滋作響的霓虹燈管把小街閃得一派俗豔。只有旁邊一家菸酒小賣部還是老樣子。那家人剛改革開放便在，把臨街的窗戶改成了門，門口常堆滿裝啤酒瓶和優酪乳瓶的箱子。

香港九七回歸之後，我實在看不慣五星紅旗插在這塊自由的城市之中，而市民竟興高采烈，當然他們是為了擺脫殖民者而發的，並不知道從此香港將與時代背道而馳，返回極權統治的框架中，政治的倒退也將帶走經濟和財富。那些夾道歡迎的市民將首先失業。當年香港的薩斯（SARS）危機就充分表現了政府倒退的後果。英政府是絕不會把病況隱瞞不報，以至於董建華政府開始模仿中共，使疫情失控。

我便又返回了中國，試圖在自己曾建立了人生理想的房子裡住下來。但那一次我被扣在了海關，不准入境。經過一天的審查，我被教導不准接觸敏感人物後，放了。來到南小街的家門囗，發現樓裡的鄰居在我的門口建了他們的家。雖然廚房沒砌在我門上，足夠我開門進屋，但門已釘上晾衣物的繩子，掛滿了濕衣服。房後被人們堆了雜物不透氣，下雨後屋內牆上便滲著水，我的畫都爛了。連地下的水管都被鄰居挖開引到了他們的家裡。而南小街上充滿了髮廊和飯館，空氣散著肥皂水、燙糊了的頭髮和炸帶魚的腥氣。當晚我只好住進了旅館。

以前曾發誓不要移民西方，因為我看到出去的作家幾乎都停了筆。偶然有幾位仍有作品發表，文筆也喪失了靈氣。另外，作家失去了土地，僅得到一個自由的天空是沒有意義的。但偶然的一個不能拒絕的邀請，我便離開香港，到了德國魯爾大學當了講師。

兩年以後，我才真切地理解了流外喪志的涵意。特別是一個流亡作家，在外國首先消失了自己的特長，去找一份混飯吃的職業。另外，失去了語言環境，重新學習一種語言，你便對自己的社會也淡漠了。還有更令人難過的是記憶的中國和現實的西方社會的反差太大，如在監獄活久了，已不習慣自由的人那般無奈。西方緩慢的生活氣氛也和我在中國那種奮鬥、戰鬥或搏鬥的精神極不協調，我像個賽跑運動員，被放在行走的牛車上。更像個從戰場上退下來的軍人，坐在花香鳥語的草地上。我體會到被蘇聯共產黨趕出去的作家的痛苦了。這種懲罰是把你從祖國趕出去，你便像一棵剪下來泡在水裡的花，雖然暫時死不了，也活不痛快。

特別是三年前定居倫敦以後，賴以生存的語言在另一個社會並不存在，而自己的祖國又一直禁止你的作品發表的現實，更讓我感到流亡生涯的錯位。我想，當人提前感到自己的精神在萎縮時，都會如此痛苦，除非能改變記憶，或選擇與作家無關的職業。

我便又一次決定返回中國，準確地說是返回自己的記憶，從而使自己回到寫作與現實能互相溝通的心境。但回到中國我才發現，記憶中的北京己消失了。如果不搭的士，我幾乎到不了任何地方。

南小街己經被一條寬馬路取代了。歌舞廳對面蓋起了一排排大樓。我的房子還在，但暴露在街上，與正在拆遷的殘磚碎瓦擠在一起。要不是附近的小賣部還亮著燈，我無法認出南小街的位置。與街上的人擦肩而過時，我發現自己在家門口成了陌生人。新建築下面開設了浴足屋、性用品商店和藥店以及大小酒樓。

今天的北京己經變成了一座超過香港的消費城市。你只要不反對黨，幹什麼都行。記者們參加幾個新聞發布會就能掙一套房子。作家只要有點名氣就腰纏萬貫，可以每年十幾萬元送孩子去國外讀書。其他黨官和經商的更富得爆裂了。那些自焚抗議者，只是個別被迫害的。起碼我的鄰居們都在盼著拆遷，想早點過上有暖氣和上下水的現代生活。並且幾乎每個人都有辦法多弄到幾套房子。有的己經靠出租成了地主。窮的大都是老實人和剛從外地來打工的和搞先鋒藝術的。

老北京已隨著人們的視線，一步步地消失了，也成為歷史了。就連同它記憶的位置，都變得虛假和不可信了。你只能在內心默默記載著它的人世滄桑。

我想到中國從毛澤東死了以後，改革開放把破舊的北京城，變成了一個現代大都會。中國人也開始了有錢的現代生活享受。但在表面的變化之內，中國人被專制控制著思想和精神自由的局面，竟然並沒有真正變化。我的英國太太在鼓樓附近，正拍著街口賣油餅火燒的小吃店，兩個北京居民就在旁邊說著：「這外國人就是壞！咱北京蓋了那麼多現代化的大廈賓館，鼓樓大街上都排滿了高級飯館，那裝修得才叫氣派。可他們偏要擠到這胡同裡，拍我們的陰暗面。等拆遷完了，看他們還往哪兒鑽！操丫的！」

而這專制創造的文化傳統，確是無法拆遷的，這也是留在中國人的血液裡的悲哀。我反感活在這種挺髒的記憶裡。

那麼，流亡在國之外，又要不喪失記憶的生活，便是不得不面對的現實了。

我便開始懷念倫敦。這兒的每棵樹，每個酒吧，甚至街上的行人都不變，給你一種真實感。在這種不變之內，其實一切都在隨著時代而慢慢變化，但那就是正常生活，正常的思維，我們活在其中不知覺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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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94年7月19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