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富差距擴大是誰造成的？

為縮小貧富間差距，改善所得分配之惡化現象，陳水扁總統本週一主持「總統經濟顧問小組」會議時做了六項指示，包括：進行稅制改革、強化教育投資、改善就業輔導機制、持續實施青年職場體驗計畫、補助企業主雇用失業者、鼓勵企業界共同參與對弱勢族群就業輔導、勞動法令鬆綁、加強吸收外資來台投資等。政府能於此時注意到所得分配惡化之問題並提出對策，雖然有人認為耳熟能詳，不見新意，但其努力的意向與對弱勢團體之關懷，仍值得國人之肯定。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的家庭收支調查報告，我國受僱者的勞動報酬，最高的前五分之一與最低的後五分之一，兩組間的所得差距十餘年來一直呈現擴大之趨勢，一九九四年為七點一倍，至二○○三年攀升為十一點六七倍，即使換算成家戶可支配所得的差距倍數，兩組之間也高達六點○七倍，明顯高於過去四至五倍之間的水準。

檢討此一現象，總統經濟顧問小組認為是產業結構轉型與經濟活動漸趨知識化的結果，也是一種全球的趨勢，台灣自難例外。我們雖然不否定這是全球趨勢的說法，但也不能全然同意該報告的解釋。因為根據一項跨國企業薪酬趨勢調查報告，在受調查的十四個亞太國家中，台灣的勞務薪資成長率僅零點○八％，是十四個國家中的最後一名，顯然國內勞工的所得近年來處於停頓狀態，幾無增加。但另一方面根據美林集團公佈的「全球財富報告」，去年台灣資產超過一百萬美元的富豪共有五萬五千四百人，比上年成長六點四％，即高所得群之所得增加很快，顯然台灣貧富差距惡化的程度高過於其他國家。是以，不能以一句全球趨勢或以產業結構轉型之過渡現象輕輕帶過，必須更進一步精準地釐清其所以致此的原因，找出真正的元凶，而不是人云亦云地提出幾項藥方，敷衍了事。

但奇妙的是，近幾個月來，「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等政府對企業投資所做的租稅減免，頓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要求修訂或廢止甚至成為一股不可抗拒的共識，租稅不公也就順理成章地被定為貧富不均的可惡元凶。

不可否認，過去一些企業與個人的確透過「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等等的租稅減免，使得富者愈富，加上個人的資本利得、海外所得在現制下統統免稅，獲利者又是這些有儲蓄、有所得的一群人，相形之下，一般人的勞務薪資所得一文都無法逃過被課徵的命運。隨著差距之擴大，不平之鳴四起，泛紫聯盟甚至以此發起「抗稅」行動，提出租稅公義之訴求。「稅改」就因此成為政府近期內必須完成的施政目標，陳水扁總統亦在今年五月三十日提出了多項稅改的政策裁示。

但美中不足的是，在這一連串伸張租稅公義的論述與抗稅過程中，卻沒有人提出為什麼十餘年來政府必須以各種租稅減免來挽住企業以促進國內投資。說一句公道話，過去政府（包括新、舊政府）之所以會祭出租稅優惠之各項措施，雖然在某些部分難脫「商業利益、錢權共犯結構」嫌疑外，主要還是為了要留住廠商能在台多做投資，以保住台灣的就業市場。

大家都了解，自從對岸中國採取「以經促統」、「以商圍政」的對台統戰政策以來，不但以誘引台商投資為升遷之政績外，還推出「五免五減半」租稅優惠，再以廣大市場、廉價勞工為餌，台商因此棄台西遷者眾，嚴重衝擊了我國之產業及就業市場。誠然，留住廠商的方法不是只有租稅減免一途，說一句老實話，對付中國統戰陽謀，確保台灣勞工就業機會及廠商利益的兩全方法並不是沒有，只是這些方法都必須依靠國家行政權力的介入，由政府規範對中國之投資、技術之移轉及人員之移動才能奏效。但受歷史之包袱，在親中媒體與推動西進官員之巧妙操作下，這些「有效管理、經濟安全」之正常主張均被污名化、妖魔化，反而主張「開放」與「依市場原理」的西進派論點，很不幸地成為這十餘年來政府訂定兩岸經貿政策的最高原則。

「開放」（包括積極開放）與「依市場原理」成為兩岸經貿政策的最高原則之後，「改善國內投資環境」就成為台灣要留住廠商的不二法門。可是在處處都講究民權、民主，處處要求環保、綠化的台灣，「改善國內投資環境」談何容易，四處碰壁的情況下，獎勵投資的租稅優惠就順理成章成為政府尚可以控制（仍要立法）能延緩中國磁引、解決經濟困境的唯一途徑。換言之，「租稅優惠」所引發的「貧富差距」的擴大，則是政府防範廠商西進時不得不爾的政策後果。而一意推進「廠商西進」的幕後黑手即是中國。

我們對貧富差距之擴大深惡痛絕，但我們也必須了解，問題的根源不在於我們忽略了教育投資，因為我們過去對教育投資已經很多，亦不在於沒有做好就業輔導，更不是勞動法令過於僵化，而是在於中國的磁引與中國對台之經濟統戰。

若不明乎此，一直為了要迎合傾中社會之口味，持續對中國開放，任其掏空台灣，則任何想要縮短貧富差距的政策指示，都將事倍功半甚至是徒勞無功。若稅制改革無法切中時弊或炒得過火，改革不但無法達成原有目標，反而因廠商之出走而更加拉大其差距，政府、社會、人民都將因此蒙受其害，不得不防。

或許當今我們社會最迫切需要的是讓國人了解，擴大貧富差距的罪魁禍首是中國，因為這樣才能對症下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