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會懲罰權限 不應過度擴張

記者黃維助╱特稿

在第五八五號釋憲文賦予立院調查權後，立法院順勢啟動新一波的國會改革，不過，泛藍黨團提議增訂藐視國會罪，引來綠營批判藍軍搞政治鬥爭，由於事涉重大，實宜審慎為之。

藐視國會罪源自英、美等國，最初是為懲罰破壞、干擾議場秩序、侵害立法權等行為，除早期英國國會可逕依內規處罰違法的人外，通常是由國會通過「藐視國會罪」的決議，再循刑事訴追程序，由法院審判論罪科刑。

藐視國會罪的動議，如美國國會是先通過藐視國會罪的決議案，再移請司法部請求大陪審團起訴；日本國會則明定「日本議院證人法」，可對違反者科刑，但美、日的刑責均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藍軍版本除針對妨害國會行使調查聽證權的行為定出處罰規定，還增訂藐視國會罪條款，其中妨害調查聽證的罰責，國民黨版最為嚴厲，可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比美日罰責還重。

最受訾議之處更在於過度擴張國會的懲罰權限，因為第五八五號釋憲文明確指出，立院得對違反協助調查義務者，於「科處罰鍰」的範圍內施以合理之強制手段，在釋憲意旨認為目前立院尚不宜對妨害國會調查權行使處以刑責下，藍軍不宜自行擴權。

此外，國民黨版藐視國會條款，構成要件是以政府官員刻意缺席備詢或虛偽陳述，儘管以往曾發生官員請假避詢事件，但所謂「實問虛答」或「虛偽陳述」等，能否由國會單方「主觀論斷」處以刑責，確有相當疑義，稍有不慎，可能淪為政治報復的工具。

有關藐視國會罪之立法，在強化國會尊嚴的前提下，有其討論的空間，但不應流於政黨的意氣之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