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8歷史與兩岸現狀

■薛化元

透過歷史的學習，記取歷史教訓（經驗），是歷史教育的重要目的之一。而此一目的之所以可能，則必須立基在認識歷史事實的基礎上。如果以歷史上的悲劇事件而言，要達到此一目的，自然必須釐清歷史真相與歷史責任，才有可能記取歷史教訓，並以「歷史可以原諒，不可以遺忘」的心態來面對歷史。不過，就影響戰後臺灣歷史發展的關鍵人權事件 - 「二二八事件」而言，前述的理念在台灣仍是「高貴的夢想」。

自從二二八成為國定假日以後，政府與民間團體每年行禮如儀，舉辦「二二八事件」紀念活動。但是，部分紀念活動也流於與一般國家慶典相似，出現「儀式化」的現象，並無法呈現此一事件重要的歷史意義。如此，不僅有政府官員說出「慶祝」二二八，甚至有國人以為二二八事件是日本政府殺害台灣人。這或許說明了：為什麼部分國人不知道或遺忘「二二八事件」的歷史，而輕言「遺忘」的「寬容」；或是未能釐清「歷史事實」，在歷史責任未能究明的情況下，輕易忽略「責任者」，將之簡化為族群衝突的問題，甚至影響台灣內部「連帶感」的形成。如此，「人從歷史上得到的教訓，就是從歷史學不到任何教訓」，也就成為揮之不去的夢魘。

在今年的二二八前夕，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公佈了「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摘要，這是繼李登輝總統任內進行二二八事件調查後，釐清「二二八事件」歷史的進一步工作。而釐清責任歸屬，係屬「人」的範疇，而結構性問題的釐清，則是另一個重要面向。

近年來，在一些台灣史的論文和部分教科書中，已經討論二次大戰結束前後台灣與中國大陸的教育、經濟、生活文化的差異，以及其產生的結構性衝突問題。而早在「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前，針對此一台海兩岸結構性差距，以及台灣進步情況的報導，在中國大陸便不時出現。

以報導「滇緬公路」著名的蕭乾，在二二八前夕，便曾於《大公報》發表文章。「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在一九四七年三月六日丘念台致監察院長于右任的電文中也指出：「台灣近因緝私致官民衝突傷亡，殊為憾事。禍機之伏屢經痛陳。蓋現代化之民而施國內落後之政，久離隔之族而接五十年未習之風，自多枘鑿搖惑」。

此一文獻正說明了，除了經濟、文化的差異之外，已經朝向現代社會發展的台灣，面對相對落後中國政府統治之下的結構性問題。

二二八的歷史，在某種意義上，正呈現了遭到「落後之政」統治的「現代化」人民的結構性悲劇。而自一九四九年至今，台灣與中國大陸分別發展又過了五十多年，台灣的住民無論先來後到，歷經共同的歷史命運，同樣被中國政府視為「台胞」，也共享與中國大陸不同的現代文化。

更重要的是，擺脫「一個中國」架構的牽絆，台灣自由民主的發展，在終止動員戡亂體制後，歷經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而名列自由國家之林，相較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抗拒普世人權價值，沒有民主選舉，更加大台灣與中國之間政治體制的落差。

就此而言，要維持民主的台灣，並免除被不民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併吞，導致自由民主體制的敗亡，則明確要求建立獨立於中國之外的主權國家，以求徹底擺脫「一個中國」夢魘對台灣自由民主的威脅，實有其必要性。（作者為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