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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省、外省？反省！
謝志偉
「會槍斃的事情不能幹！」這是吳念真的短篇小說〈抓住一個春天〉裡一個已是大學生的哥哥回答正為準備大學聯考所苦的高三弟弟所問「是不是考上大學以後什麼事都可以幹？」時，在說出「對，不對」之後的隨口補充。小說發表於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五日，老蔣去世未滿一年，距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將近三十年，離當時尚不可知的解嚴日猶有十一年。
就當它是一句玩笑話好了，但是「不能幹」的事情那麼多，為何單單以「槍斃」為戒？是什麼樣的時代背景和政治環境使得小說裡兩個學生之間出現這樣的對話？較之時下年輕人間幾乎都要退流行的「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甚或「只要我可以，有什麼不喜歡」，在二二八事件五十八週年紀念日前夕看三十年前文學裡「會槍斃的事情不能幹！」這句話，它不正是虛構小說裡無意間遙遙指出的歷史事實：之前三十年的「二二八大屠殺」以降直到一九八○年代，台灣人「親身體驗」到「因為國民黨對槍斃很能幹，所以會槍斃的事情絕對不能幹。」之血淋淋的教訓！恍惚間，「抓住一個春天」彷彿成了「抓住一個匪諜」的字樣。那個中國國民黨靠「濫殺無辜」來鞏固其統治之正當性的年代是個什麼樣的年代？我模糊地想像著。
「模糊」正是那些受害者被中國黨所安上的罪名，「模糊」是那個剛脫離日本外來政權統治五十年的台灣人對「祖國」的想像。我默然地看著二二八受難者家屬李明玉女士寄給我她父親李來基和其他多位難友被槍斃前後的檔案照片。「模糊」亦是那些受難者被槍斃後的血肉，「模糊」也是無數受害者家屬的淚眼，即便在超過半個世紀之後。「明玉」，應是父親為她所取的名字吧，寶貝女兒的「明亮晶玉」對照著父親身上被兇殘穿透的「血肉模糊」，讓我們來讀這首李來基先生藏在被槍斃時所穿黑色西裝口袋裡的詩：
鳥兒像告訴什麼似地在春空中飛鳴，
遠遠的汽笛留下幾道餘韻，
像吞沒無數的憂愁，
難道生命是塵埃，愛情是沙土嗎？
拭淚吧！為了至愛的被壓迫同胞。
春風微微像柔忽的歌唱，
在歡送我們光榮的滅亡。
心靈抓住一個春天，肉軀留下兩個窟窿，光榮的滅亡，永恆的老Ｋ，我想起，在李喬上下兩冊超過一千兩百頁的二二八歷史小說《埋冤1947埋冤》裡記載著諸多真實案件中的一件。有個客家籍的高二男生曾千光被一位女同學在週記裡密告他「在行憲紀念日遊行呼口號時，把『中華民國萬萬歲』喊成『中華民國慢慢衰』，不幸得很，這本週記落到主任教官手上……」，於是曾生就「被便衣由教室帶走，迄今近半年生死不明」。李喬特別指出，客家話裡，「萬萬歲」和「慢慢衰」有些諧音，這是客家人喜歡玩的口舌遊戲，日本時代就有了。光這件案子就足以說明，中國黨可以給你一個模糊到無法捉摸和辨識的罪名或罪行，但是有關它自身的一切，可含糊不得：寧可錯殺一百，不能放過一個。民間有「便衣」，學校有「教官」，不夠還有抓耙仔，是人民，也可以是學生，可以在國內，也可以在國外，不信，你問馬英九去。
那個「逮到」曾千光的「教官」，可真是無所不在。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七日，聯副刊出了黃春明的短篇小說〈把瓶子升上去〉。小說情節十分單純，某校的兩名老師趁著月色在操場上喝悶酒，喝了悶酒後把兩只酒瓶子當成國旗升了上去。隔天，「旗竿頂端，晃動兩只酒瓶，碰著鐵鑄的竿子，叮噹叮噹地擴出清脆悅耳的響聲。」學生們都表欣賞，「無不在心中默默欽敬著這一傑作的無名英雄」。訓導主任雖然「臉繃得緊緊的」，「心裡卻覺得好笑；唉！中學生越來越頑皮，花樣百出」，但是派駐在學校的教官「並不以為然，他認為事態嚴重，要查明嚴辦」。
好個「查明嚴辦」！相對於統治者不能有模糊空間之「查明」的狠心事，則往往是受害者家屬從諸多模糊、變形之遺體裡「認屍」的傷心事，而對照當權者浩浩蕩蕩、可無限上綱的「嚴辦」，則是喪家淒淒涼涼、採最低標準的「簡殮」。當然，「模糊」到連屍體都找不到的更是大有人在，如知名藝人許效舜的祖父許朝宗被抓走後，祖母「也曾去海邊認死屍，屍體一塊浮起，一塊浮起，但是都不是咱的人」，最後，許朝宗的屍體始終沒被找到。在「認屍」上，吳伯雄的二伯吳鴻麒的遺孀楊毛治女士遭遇到的困難並不大，但是要去搬運時，吳鴻麒任職的高等法院卻連車都不敢出，楊毛治只好託她舅舅向人借了一台「里阿卡」（手拉車），老遠去拖回來。我們看看先生罹難三十八年後，楊女士在回憶裡怎麼說：「當時還未有人去認屍，屍體都還在那裡，而且死得真難看。有的人腳手都還被綁著，全身都是血，有的是目睭被綁住，嘴被塞住，讓他們無法度叫，有四、五個人身上只剩內衫褲」。
不消多說，所有喪事都是從簡，甚至「偷偷」。當然，「簡殮」也有例外時，如屍身殘破，面貌模糊的罹難者在入殮時，就需還他們一個「清晰」的原貌，這點，李昂在小說〈彩妝血祭〉裡有「動容」的描述：「更有傳聞由於屍身遍體殘破，巧慧的閨閣女子，就廚房鍋子裡的白米飯，壓捏搓揉成眼球大小的丸子，填進丈夫被尖刀戳去失散不見的左眼……為了使白米飯搓圓製成的眼球逼真，妻子還以眉筆在飯球中心畫成像瞳孔大小的黑仁作為眼瞳，希圖丈夫在陰間能以此視物。」至於「面對子彈穿過留下開洞無從縫補的肌膚，據聞巧慧的妻子漏夜以石磨磨糯米製成糯米團，再加入一點節慶做紅湯圓的紅色料調成粉粉的膚色……如此，做妻子的以著對丈夫情深至極的記憶，重塑修補好丈夫的遺體，逼真安詳、完整無缺」。
「逼真安詳、完整無缺」。對，超過半世紀，二二八事件以降至一九八○年代，不分省籍的受害者，事因儘管模糊、籠統，至今從未中斷的中國黨，包括親民黨和新黨，其主事者說起責任，依舊態度「逼真」，一臉「安詳」，要我們向前看，要我們力行「族群和解」，但是在那段歷史既不「完整」，更非「無缺」的情況下，誰有資格將兩蔣和國民黨的罪責嫁禍給「族群衝突」？想模糊焦點和稀泥？老Ｋ們突然不「查明嚴辦」了？已出土的資料都已明確指出，本省（閩客）和外省族群的衝突在二二八事件裡的確是有的，但是那不是因，是果，是中國黨的政府和軍隊胡作非為所致。更何況，也早有資料顯示，自此直到一九八○年代，每四個政治受難者中就有一個是外省籍的，那麼依人口比例來看，其實是接近一比一了。本省、外省和原住民都是老Ｋ的受害者啊！
其實，在《埋冤1947埋冤》下冊裡，李喬所描述的一個被關在綠島監獄（火燒島）的山東人于世賓（ 芋士兵 老芋仔）如何逃到山上挖掘坑洞並自埋致死的慘劇，最具有以歷史為底，以文學為面的震撼張力。刑滿後，因無親人作保而不能出獄的于世賓在遺書裡寫道：「俺在台未有親人，未有人證明，未有人來領就不能出獄？好，俺就把自己埋掉，俺還是出獄了，怎麼樣呢？……俺走了，俺的魂魄會飄過海洋返俺故鄉。山東濮縣，于世賓。辛丑秋絕筆。」刑滿，卻不能出獄，這是另一種更無奈的「模糊」，挖坑自埋，埋的是「冤」，更也是「怨」，別無選擇，唯「死」是清清楚楚。
加害人不認帳也就算了，受害人還要互相「和解」什麼？二二八事件能紀念嗎？怎麼紀念？本省、外省？反省吧！這樣子夠清楚了嗎？多言無益，有詩為證：
一九四七二二八，有的被關有的殺
死的不是你我他，至今幾已花非花
模模糊糊怎麼搭，清清楚楚慢慢挖
歷史沈澱終要刷，得救還是你我他
（作者謝志偉，東吳大學德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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