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交流．反思
薩依德談論薩依德.下
◎單德興 圖◎吳孟芸
　薩依德勇於挑戰西方主流媒體與知識結構的作為，除了與杭士基類似之外，也帶有葛蘭西競逐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的意味，而他投入挑戰、扭轉主流見解的行為，也具現了葛蘭西所謂的有機的知識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相對於繼承傳統、維持現狀的傳統的知識分子（traditional intellectual）。在他的《知識分子論》（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中可以明顯看出葛蘭西的影響。然而，薩依德自認受益於葛蘭西最多的卻不是上述有關文化霸權或知識分子的論點，而是空間與地理的觀念。在他看來，相對於馬克思學派，尤其是黑格爾（G. W. F. Hegel, 1770-1831），對於時間的重視，葛蘭西的空間與地理觀提出了另類的看法，讓人得以重新省思一些重要的議題。這點在《文化與帝國主義》中尤其明顯。

　 再就薩依德的學術背景來看，他一路接受英美精英教育，熟悉的是歐美文化典律，後來又回頭專程學習阿拉伯文和阿拉伯文學。熱愛康拉德（Joseph Conrad, 1857-1924）和西洋古典音樂的他，自承是文化上的保守分子。他推崇的學者／知識分子還包括了西方人文主義者奧爾巴哈（Erich Auerbach, 1892-1957）。多次提到自己的比較文學背景的薩依德，對於奧爾巴哈的人文主義及歷史語言學（philology）屢表尊崇。在二○○四年五月才出版的《人文主義與民主批評》（Humanism and Democratic Criticism）中（這是他二○○○年一月在任教多年的哥倫比亞大學發表的系列演講），再三推崇奧爾巴哈。另兩位他崇敬的歐洲理論家，一位是法蘭克福學派的阿多諾（Theodor Adorno, 1903-1969）。在他看來，同為流亡者的阿多諾的音樂評論和無家可歸（homelessness）、晚期風格（late style）等看法都很值得借鏡。而英國左派文化研究大家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1921-1988）有關文化的另類觀點，對薩依德也有所啟發。然而，這些學者的歐洲中心論（Eurocentrism）也成為薩依德批判的對象。

　眼見族人獨立尚未成功、人權遭到踐踏，啟蒙與解放成為薩依德的兩大理想，因此後現代主義者李歐塔（Jean-Fran is Lyotard, 1924-1998）批駁大敘事（grand narrative）的說法，在他看來確為是可忍孰不可忍。從薩依德的歷史背景來看，尚未達到民主化、現代化的中東無法跟著西方人云亦云，奢言放棄這些具有普世價值的理想。同樣的，亟欲建立社會相關性（social relevance）和脈絡重要性的薩依德，對於主張意義之不確定（undecidability）、衍異（differce）和散播（dissemination）、耽溺於文本性（textuality）的解構批評者德希達（Jacques Derrida, 1930-2004），也頗不以為然。

　這些都是薩依德在訪談過程裡明白道出的。而熟悉歐美文化傳統，親身體驗外國殖民，強調地理觀念與反抗意識的薩依德，就以游移／離於東西文化的發言位置，穿梭於這些人之間，拒絕被納入特定的門派、體系，也拒絕開山收徒，不畏踽踽獨行，勇於表達一己之見，致力培養具有批判意識、走出老師影響的人。

再現薩依德：研究之餘？

　翻譯就是再現──以另一種語言呈現原作，而再現正是薩依德念茲在茲的議題。他一生特別著重文藝與媒體的再現，卻往往被再現／錯誤再現所苦，發現觀念遭挪用（如被伊斯蘭激進分子拿來反對西方）或人格被抹黑（如猶太復國主義者對他貼標籤、扣帽子），但也莫可奈何。筆者研讀薩依德多年，於一九九七年藉由《知識分子論》首度把他的專書引入中文世界，於台大、交大研究所開設「薩依德研究專題」，應邀演講，並三度在他的研究室進行訪談， 這些都與再現薩依德密切相關。

　在以中文再現薩依德時，譯者一方面力求忠實於薩依德其人其書，另一方面也深切體會到他的文本在翻譯、旅行到另一語境時，就像他在〈理論之旅行〉（Traveling Theory）與〈有關理論之旅行的重新省思〉（Traveling Theory Reconsidered）兩篇文章中所主張的，必然會有所轉化／異化，衍生新意。如何維持兩者之間的平衡？甚至有無可能、必要維持平衡？在經過後結構主義洗禮的人看來，早已遭到質疑與挑戰。然而，由實際從事翻譯者（practicing translator）的立場來看，理論的思維固然有其根據及相當的說服力，有時也能拿來自壯聲勢或自圓其說，但無論如何取代不了白紙黑字的實作，也不能以此來規避譯者對作者及讀者應負的倫理責任。

　因此，譯者的再現與翻譯策略就是盡可能忠實且全面地再現此人。首先，訪談在文體上有別於書寫語言，譯者在翻譯時盡量保留原文的語氣，希望給讀者「如聞其聲」、「如臨其境」之感。其次，為了更忠實傳達原意，必要時增添譯註。消極而言，以譯註來化解讀者閱讀和理解時的障礙；積極而言，以譯註來彰顯原文的意涵或對薩依德有特殊意義者。在形式上，能簡明納入正文者，直接以方括號的方式納入，避免影響閱讀的順暢；篇幅較長或有特殊意義者，則用腳註，一則避免妨礙閱讀正文，再則藉此明指或暗示對薩依德的特別意義。

　翻譯學術作品最大的挑戰就是專有名詞。百年前嚴復在談論譯事之難時曾說：「一名之立，旬月踟躕。」薩依德雖然反對艱深的術語與「夾棍」，偏好簡明的用語，而譯者在中譯時屢屢踟躕，時時改動，長達經年累月。例如，先前提到他來自維科的重要觀念「secularity」與「worldliness」，兩者意思相近。《世界、文本與批評家》（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一書緒論〈世俗批評〉（Secular Criticism）與結論〈宗教式批評〉（Religious Criticism）遙遙相對，因此「secularity」譯為「世俗性」顯得順理成章。但「worldliness」一詞則較為周折，一方面與「世俗性」相近卻不得重複，另一方面又相對於「otherworldly」（他世的）、「celestial」（神聖的、超凡脫俗的、不食人間煙火），最後擇定「現世性」，以期兼顧上述種種意涵——與此相關的就是前文提到的「開始」（beginnings）與「源始」（origin）的對比。又如，一位訪問者提到，猶太人以「diaspora」來形容自己的歷史境遇，而有些巴勒斯坦人也用同樣的字眼來形容自己的處境，薩依德對此表示不以為然。這個字眼在其他訪談中也偶爾出現，為了顧全它在不同歷史情境中的不同涵義，在與猶太人並提時譯為「漂泊離散」，以著重其「漂泊」游「離」、「散」居的面向，而在與巴勒斯坦人並提時，則譯為「流離」或「流離失所」，以著重其被驅「離」，以致「流」亡、「失」去原有住「所」，也就是薩依德一向強調的「dispossession」、「displacement」與「dislocation」等面向。

　薩依德所用的專有名詞若能找到現成對應的中文用語，當然求之不得。例如來自葛蘭西的「inventory」一詞，根據薩依德的詮釋，在後殖民的情境下具有特殊的意義，包括目錄、清單、清理、清算、表列、盤點、列目錄、開清單、甚至算總帳等等，則視上下文情況，選用「清單」或「清查」，並附上原文。至於難以找到現成語彙的，只得自創新詞，「affiliation」便是一例。在《世界、文本與批評家》中，薩依德對比「affiliation」和「filiation」，後者著重的是先天的、自然的、既定的、生理的、血緣的關係，是無法改變的，而薩依德強調的是「affiliation」這種後天的、文化的、彈性的、主動的、可隨主觀意志而改變的認同、歸屬的關係。此一說法是他在特定脈絡下對這個字眼的特定詮釋，並未見於一般字典，只得勉強譯成「認屬關係」，以期顧及「『認』同」、「歸『屬』」以及「『認』定『屬』於」的涵義。

　凡此種種顯示，翻譯絕非研究之「餘事」，而是對研究有增補和互補的功用。當今世局紛紛擾擾、危機四伏、衝突時起，薩依德堅持啟蒙與解放，呼籲和平共存，批判二元對立，以文化之間的相依相存、共生共榮來駁斥文明衝突論，警示民族主義淪為本土主義、部族主義、沙文主義的危險等等，都值得世人三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