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錦樹
未竟的書寫
閱讀郭松棻

「文學要求精血的奉獻，而又絕不保證其成功。文學是這樣的嗜血，一定要求你獻身。」──郭松棻

台灣旅美小說家郭松棻（1938－2005）六月三十日再度嚴重腦溢血，七月九日病逝，享年六十七歲，並不算高壽。郭在美國逝世時，我們的馬華文學研討會正於吉隆坡熱烈展開。我個人大概在一九九一年（或九二年？）於淡江大學施淑女教授的討論課上初識郭氏作品，其時他在台灣的第一部小說集尚未出版，我們用的大概是三校稿的影印本。讀後驚喜自不待言，發願論之，因知識準備不足及忙於學位工作，多年以後方得以初嘗（註一）。

對大馬的文學公眾而言，郭松棻大概是個陌生的名字；即使國外漢學家及大陸評論界，讀過他的作品的只怕也不多。在台灣學界，郭松棻也可能是被討論得最少的重要作家之一。八、九○年代以降，不過寥寥數篇而已。這種冷遇，只有在台的馬華作家的處境可以比擬。大概也因為他一直在「境外」，又屬惟艱難是尚、求深求工的現代主義者吧。一九六六年赴美留學，而後投入保釣運動，被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列名政治黑名單，一直到逝世，流亡他鄉幾近四十年。雖然作品不多，但質量精純，郭松棻無疑是台灣文學現代主義世代的巨匠之一，〈月印〉、〈月嗥〉、〈雪盲〉、〈奔跑的母親〉、〈今夜星光燦爛〉諸篇（註二），篇篇都是佳構；他也是自有中文現代文學以來少數幾位有能力建立（中文現代文學）標準的重要作家之一。而其聰穎、見識高、讀書多，也早成傳奇。

他的特殊境遇──境外生產之台灣文學──恰和在台馬華文學對反，見證了華文文學的流寓；文學啟蒙雖早，卻於一九八三年始以四十五歲之齡致力於小說創作的郭松棻，一九九七年復嚴重中風，幾廢，真正得以投身寫作不過十餘年。慢工出細活的習性，使得迄今發表的中短篇小說不過十餘篇。但或許也因此，他的文學很快就展現出中晚年文學的老辣深邃（這一點和魯迅類似），直逼存在與意義的深淵，銳利的凝視二戰前後台灣歷史的陣痛難產，那巨大的歷史傷口。但郭的文體又異常陰柔，彷彿接合了沈從文的抒情文與吳爾芙的意識流，時見東方式的物哀隨感（川端康成式的），審美出神。他和王文興均以量少示範了現代主義者的質精主義──或可稱之福婁拜主義。魯迅在中文現代文學的開端就曾經做了類似的示範。另一方面，他延續並深化了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的歷史命題，迥異於鄉土派的鴕鳥主義（以為把頭埋進沙土裡問題就解決了），就其文學高度而言，更遠遠超越了吳氏質樸的寫實風格。

今年七月號《印刻文學生活誌》的郭松棻專號，原來大概是要做為其復出的宣告，不意竟成了向讀者告別的儀式。其中同屬現代主義世代的舞鶴（作於一年前）的訪談〈不為何為誰而寫〉特別有意思。文中披露了不少這位遠離台灣文壇的小說家鮮為人知的過去，童年，成長背景，父親，文學教養的歷程，閱讀偏好，對同時代作家作品的看法等等。對理解郭氏的作品不無幫助。

譬如他對魯迅的尊崇，「初二下時，讀到魯迅選集，立刻就被吸引，到現在，魯迅仍是我最心儀的中國作家」（P.40）對比小說〈雪盲〉中小學校長交給念小學的敘述者一本蟲蛀的台灣總督府監印的《魯迅小說選》；高度評價的〈孔乙己〉也出現在〈雪盲〉的結尾，可以說他把現代中國知識人精神癱瘓的悲苦形象補充進亞細亞孤兒的系譜裡，吸收了魯迅的沉鬱悲涼；對沈從文的敬意，「沒有任何一個中文作家能夠像沈從文那樣，可以這麼不動聲色，這麼溫和又細柔的處理政治風暴、人和歷史的大情況。」（P.47）現代中文作家中，沈從文似乎更自覺地轉化抒情傳統的資源，也立下了典範。郭的抒情文體，與及以感性悲憫來超越渡化歷史的苦難，明顯得力於沈氏。當然一個作家的取資不可能就這幾個來源，訪談中高度評價的福克納、海明威、吳爾芙、卡謬、梅爾維爾的《白鯨記》、芥川龍之介、川端康成，甚至訪談中全然缺席的張愛玲（註三），都可能或多或少的吸收被轉化（譬如郭的對月亮的迷戀，那種感性和張確有共通之處）。

另外如不喜公認的巨擘喬哀思、馬奎斯，喜讀波赫士但只欣賞其巧思，都可以看出作家異於常人的好惡。其間對台灣作家的批評也許更發人深省，譬如對鄉土派作家的批評，「鄉土作家所謂的反映時代、土地與人民的三部曲的作品其實都沒法進入文學堂奧的。」（P.53－54）非常之嚴厲與不客氣。相對之下，他對同輩作家七等生──另一個現代主義者──則推崇備至，「他是我現在覺得最有成績的作家」（P.54）及推許王文興。別忘了這是從世界文學的高度看過來的。有趣的是，這兩位現代主義者的藝術感性及對中文的態度其實大異其趣，郭的中文較接近「純正中文」的系統，有傳統詩文的哺育；而七等生、王文興則是橫的移植的造語，破中文（註四）。相對的，沒有提到文字感性較接近的白先勇，也許和他對自己作品的低調類似。

做為文字手工藝守護人的現代主義者，批評文學多產者「垃圾作品太多，一生成為書的製造機」，「其實不必多產，如今海峽兩地的大病，乃在過分生產」（P.45）都大快人心。但主張「不出版」就未免低調過頭，絕對的個人主義。但也許從這個地方可以看到對文字藝術一個古老而幽深的思考──文學是嗜血的，它以人的生命存在為養分，最終將取代人生命的有限性。訪談中談到疾病與創作的關係，他借托瑪斯．曼的話說，「疾病與創作絕對是一回事」（P.52）談到他自己四十八歲時的憂鬱症，那正是他創作的高峰期。疾病也許構造了特殊的藝術感性，創作即使沒有療效也有助於轉移──如果不是吸血的話。

整個訪談最令人感慨的是，作者其實充滿著生之憧憬，大量手稿待整理。六十餘萬字待整理的手稿，是會永遠埋藏於家屬私人檔案，還是終將以初胚的樣貌面世？無緣得知。如果聯結作者的「不出版」論，即使不出版也無所謂。但弔詭的是，作者一旦死去，肉身朽滅，化身象徵的、符號的存在，作品則成為公共的文化遺產。「不出版」論乃成為終究會死的生者和死亡那無限的深淵徒勞的角力。精神分析家敏銳而殘酷的洞察告訴我們，接受符號（當然包括運用文字）就意味著接受個人終不免一死，符號的存在有朝一日將全然替代個體的存在，當意識隨肉身朽滅。 ●

註：
一、〈詩，歷史病體與母性──論郭松棻〉刪節本刊於二○○四年六月，《中外文學》第三十三卷第一期。

二、最完整的見於前衛出版社的《郭松棻集》（1993），只有〈今夜星光燦爛〉另見《雙月記》（草根，2001）部分佳構重印於麥田的精選本《奔跑的母親》（2002）。

三、傳聞郭曾苛評張愛玲文學為姨太太文學，不過〈雪盲〉中倒是明顯地向張的〈中國的日夜〉致意。也不排除訪談有刪節的可能。

四、詳見我的〈中文現代主義〉，《謊言或真理的技藝》，麥田，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