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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人楊熾昌。(圖片提供/林佩芬) |
諦聽一個永恆的水聲
懷念楊熾昌
◎林佩芬
圖◎吳孟芸
編輯室報告:一手創辦「風車詩社」的詩人楊熾昌以其超現實主義詩風為台灣文學史留下一個特殊印記,作家林佩芬曾經為其撰寫傳記,貼身觀察,本文以以知感兼具的追憶,素描楊熾昌斯人斯事。
歲月無情,一切有形的生命無不在它的威力下日漸衰老,終而亡去;但,人世有情,留住了無形的精神,使它成為永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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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識楊熾昌先生,是一九八三年,我應《文訊》月刊之邀,撰寫他的傳記,因而親赴台南拜訪;那年,他七十六歲,滿頭銀絲,白得發亮,有如陽光下的白雪,展現著特殊的光芒,令人一見就深受吸引;而他的精神極為健旺,臉頰透出紅光,眼大且靈活,炯炯有神,顧盼中帶著幾分慈祥和藹,幾分親切真摯,也略帶幾許率性和幽默,和他不時露出的笑容及滔滔不絕的談話融為一體,形成一種非常獨特的魅力。
面對著這樣一位前輩作家,完全不識日文、無法閱讀他早年以日文寫就的作品的我,竟在不知不覺中經由他的口述而進入了他的文學世界,體會了他的作品的風格、特色和時代精神、歷史意義。
我仔細聆聽他的敘述,從他的家世背景、生平經歷到文學因緣及創辦「風車詩社」的經過,第一個感覺就是,這是一部歷史──從他個人史的角度切入,我看到了台灣歷史的一個片段,而且是重要轉折、演變的片段。
這篇傳記特別有意義,我也盡力克服語言上的隔閡,完成任務。
此後,我常與他通信,每到台南必去拜望他,聽他娓娓介紹最近的新作;他若到台北,也必與我會面;有一回,他還邀請我到他的故友林永修先生府中拜訪,我也因而得識林永修先生的日籍遺孀原妙子夫人及兩位公子,獲贈林先生的詩集,並得知了林先生與夫人間感人至深的故事,心中百感交集;直到今日,當時的感觸仍在心中縈繞:這些,都是台灣文學史上的篇章啊!
七、八年後,他的健康狀況漸趨不理想;一九九三年我到台南探望他,他方於一年多前開刀,胃切除了三分之二,大病初癒,很明顯地瘦了許多,但仍興致勃勃地說著作品集出版的計畫;受到感染的我竟完全忘卻了病魔並未完全遠離他的事實,很誠摯地期待書早日出版,屆時必定親來道賀,並且提及,昔年為他寫的傳記《永不停息的風車》,過於簡短,且容日後發展為長傳;他高興地笑了,笑容像一個天真的赤子,是他一貫的真誠、率真的個性和對自己的期許的總和;而我萬沒有想到,世事多變如雲,竟連同這事。
一九九四年九月,噩耗傳來,他與世長辭。
一轉眼,十年過去了,他的作品集已在呂興昌、葉笛等諸位先生的努力下問世,永遠地矗立在文學史上。收到贈書時,我將之與他於一九八五年出版的《紙魚》並列,心中感慨萬千。經過呂、葉等位先生的努力,他早年的作品已譯為中文,不再有閱讀的障礙,我每隔一段日子就重新翻閱一次,進入文字中所呈現的心靈世界;二○○三年我遷居外地,行前整理出保留多年的書信,捐贈《明道文藝》的現代文學館,以使他的手跡能做永恆的陳列;書籍仍由我自己珍藏,跋踄千里後安然地存放在我的書櫃中。
我依然時時翻閱,直接與他的心靈會面;而隨著歲月的流逝,情懷的轉變,和對作品的熟悉,我埋首於書卷中的時間愈來愈少,取而代之的是捧著書籍出神冥思;心中所興起的感懷也開始從理性的思考歷史意義、探討他在台灣文學史上的定位而逐漸轉化為對他個人的懷念。
純粹只是懷念──我從高遠遼闊的歷史思考的格局,回歸到單純的人與人之間的情誼,縈繞於心二十多年而未改未忘,也倍覺這份情誼特別可珍可貴。
昔年,我以年少,對親切和藹的他逕呼「阿公」,心中直當他是自家的長輩;他也視我為親晚,時時付以親切的關懷,有幾次甚至郵寄肉鬆、烏魚子等食品,並說,他在購買自己喜愛的食品時便多買一份寄來──我收到的,除了食物以外,還有一份溫暖的感覺;而今,靜夜回思往昔的種種,儘管只是生活的細節、個人的私事,但心中充滿了感動。
人世間的感情有千百種,而出於真誠,便令人感動,從而凝聚成一股力量;因此,我重新書寫有關他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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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談中,楊先生提起,他曾在章回小說中讀到過,隋煬帝下江南時,見柳樹搖曳生姿,美得賞心悅目,高興之下,賜予自己的姓「楊」,因而柳樹名「楊柳」;我笑了起來,回答他說,這是「通俗小說家之言」,並非史實,因為,「楊柳」之名早見於《詩經》:「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楊先生也笑了,而且,《詩經》的話題觸動了他心中的回憶,從眼眸深處發出亮光來,於是侃侃而談。
《詩經》是他的啟蒙書──六歲那年由父親楊宜綠先生親授──這在日治時期的台灣是少見的,而當然與他的家世有關。
楊氏祖籍漳州,他的祖父楊伯淇先生於清咸同年間來台,遂定居台南,雖從事貿易而雅好詩文,家中藏書甚豐,也使子女從小耳濡目染,成長後乃有高度的文化修養。
楊宜綠先生為長子,家學淵源,且勤奮好學,才華出眾,二十一歲時與諸友重振「浪吟詩社」,以詩言志而文名卓著;其後任職報界,同時筆耕不輟,著作甚豐──經過父祖兩代的積累,楊熾昌先生生長的環境便是十足的書香門第,文化世家,這對於他的文學生命的形成和寫作的熱愛,當然有重要的影響。
十五歲發表第一首詩作,二十一歲出版第一本詩集《熱帶魚》──他回憶起少年往事,眸光中洋溢著熱情與愉悅,宛如當時興奮的心情重現,我也彷彿看見了十五歲時的他,純潔如雪,熱烈如火的心中充滿對文學和寫作的熱愛,真摯地落筆寫出心聲。寫作確實是世上最迷人的東西,令人一生不渝;我無緣閱讀他的第一首詩作,但,他回憶少作的神情和眸光本身就是一首詩,我從而閱讀到他生命中整個熱切而真摯的文學情懷。
此後,他創作甚勤,作品甚豐,而文學情懷始終如一;乃至他倡導「超現實主義」和創辦「風車詩社」,都是這文學情懷的具體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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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車詩社」已是台灣文學史上一個重要的記號,一頁重要的篇章,諸多學者研究、探討,發表專文肯定貢獻,推崇成就;衡諸昔年他因為所推展的「超現實主義」與當時台灣文壇盛行的現實主義背道而馳,以致受到批評、排擠、攻擊,使《風車詩刊》僅出版四期就停止的情形,真是「苦心豈免容螻蟻,霜葉終經宿鸞鳳」!
但他回憶往事時,對所遭逢的不公並無多少言語,神態、語氣沒有任何特殊;的確,當時所受的歪曲和攻擊並不重要,絲毫不影響他的文學生命和在文學史上的地位;而他真正放在心上的是屬於自己的理想和推動理想的熱情,因此,他非常詳盡地敘述當時的時代、環境,以及他推展「超現實主義」,創辦「風車詩社」的緣由和過程。
日治時期用「治安維持法」、「新聞紙法」、「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臨時取締法」、「不穩文書取締法」等十餘種法令來嚴格控制台灣人民的思想、言論和著作,也使文學的發展受到限制和摧殘,他在一九八○年發表的〈回溯〉一文曾詳盡的指出:
詩壇是新詩的天下,此時的新詩已由秧苖而走向茁壯的階段,可是日警不肯放過任何帶有反帝思想的作品,每當發現有所不妥,均被查禁。
當時的筆者氣憤填膺,為了民族文學的一線生機,於是在南報《台南新報》學藝欄發表過一篇文章,旨在喚醒台籍作家對政治意識的警覺,不要輕易墜入日人的圈套,表面上,日人對台灣文學的提倡非常熱心,骨子裡卻在觀察台籍作家的民族意識,相信每個人都是熱愛鄉土的,難免在不知不覺之中,把情感訴諸作品中,遂予日警以口實,連根拔除。
在舉目皆非的環境下,要想有所作為實非易事,處境之難實非局外人所能了解。筆者以為文學技巧的表現方法很多,與日人硬碰硬的正面對抗,只有更引發日人殘酷的摧殘而已,唯有以隱蔽意識的側面烘托,推敲文學的表現技巧,以其他角度的描繪方法,來透視現實社會,剖析其病態,分析人生,進而使讀者認識生活問題,應該可以稍避日人凶燄,將殖民文學以一種「隱喻」的方式寫出,相信必能開花結果。
有鑒於寫實主義備受日帝的摧殘,筆者只有轉移陣地,引進超現實主義。超現實主義為一九二○年出現於法國的藝術流派,主旨恰與寫實主義背道而馳,將佛洛依德發現的人類潛意識提昇到藝術上,以人類豐富的想像力,在潛意識的世界裡,以夢幻的感應與自由聯想,掙脫現實的桎梏。
就時代意義來說,這是他的深心悲願;而當時,他年僅二十多歲,是熱情燃燒成力量,推動了為理想奮鬥的腳步;於是,文學史上的記事有了一則:
一九三三年,「風車詩社」創立,以楊熾昌為主導,社友七人,並發行《風車》詩刊。
這年他二十六歲,年輕的生命推動著風車轉動,發出潺潺的水聲,為文壇注入新的活水,開創新的領域;風車轉動,兼具力與美,而且輪轉不息,更深具象徵和隱喻的意義!
《風車》詩刊的發行宗旨可想而知的是出自他的手筆,簡捷扼要的標明:
主張主知的『現代詩』的敘情,以及詩必須超越時間、空間,思想是大地的飛躍。
新園地的誕生,使理念得以具體呈現、傳播;《風車》刊載了志同道合、風格接近的詩友的作品,而既以「超現實主義」為尚,作品的特色便非常鮮明的以抒情、唯美為主,文字多以繁複的意象,表現強烈的幻想性,形成繁複多彩的詩世界,而在當代獨樹一幟。
這份詩刊雖僅發行四期,但深具影響和貢獻,今之學者多賦予歷史定位的評價;對他來說,這當然是歷史使命和文學生命的完成──一如他回憶往事時的神情和笑容,因完成而充滿了圓融與怡然,一切無憾。
而我也同時聆聽、閱讀了他的內心世界、情懷,人生觀和美學──他之所以醉心於超現實主義,大力推展,終至成為代表自己的符號,固然基於時代環境的影響,和他早年留學日本及自修法文,遍讀西洋文學名著,深受東、西洋多種文學的影響;而這兩者都是外在因素,是理性的探究──由感性體會他屬於內在的、個人生命的特質,也許,更能完整領略一切!
他是個浪漫、崇尚精神上的美感,而又略帶憂鬱氣質,個性中融合了孤獨、倔強和重情且熱情的多重特質的人,對文學的品味既傾向於唯美、典麗、優雅、纖柔,乃至摻合幾分頹廢、虛無和感傷,也認真而強烈得幾近固執的追求著心目中的這些完美。
他的作品總是或顯或隱地呈現著這些內在的特質,為人處世也是如此,而兩者互相交替影響,乃至融合為一──生命情懷即是文學情懷,而且對自己的情懷充滿了感情,終生為之鍥而不捨地努力──「情」之一字,因而成為生命中最重的成分。
他對萬物都有情,而且深厚、真摯,從他述及父、祖、妻兒的神情和提及種植過的花木,飼養過的魚與狗的口吻,無一不帶深情;尤其是說到往昔住宅因遭美軍空襲失火,珍愛無比的五千多冊藏書付之一炬時,雙眸難掩傷痛之色;初戀女友因病厭世,事隔五十多年,仍然惆悵不已;風車詩友林永修先生英年早逝,他在遺孀遭逢困難時出手援助,又在三十六年後,編輯並大力協助遺稿集《蒼星》的出版,是對朋友的高貴情義……感受到這些,我宛如閱讀了他的生命之書,閱讀了一冊最值得展開在世人面前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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