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山農

自西徂東，終戰六十年的布幕已然全面拉起！二戰烽火真正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從貴冑菁英到布衣庶民無一不受到波及；且二戰是「絕對戰爭」（納粹德國的「種族清洗」，以及盟軍所謂「無條件投降」的要求皆是）最極致的表現，所以，它或可視為最後的「古典」全民戰爭！

一甲子的征塵歲月，該是歷史事件可以沉澱反芻之刻了，適值影視史學日受重視，所以我著眼於近年來兩部備受爭議的戰敗國電影──一部是耗資一千六百萬美元，由德國大導演奧利弗．希爾斯畢格爾（Oliver Hirschbiegel）執導，描述希特勒最後十二天生涯的《帝國毀滅》（Der Untergang，英譯The Downfall，2004年）；另一部是由伊藤俊也執導的《кьユЭ：運命ソ瞬間》（中譯《自尊──命運的瞬間》，東映，1998年）。或可由此尋繹戰勝國眼中的惡魔形象如何演變，以及戰敗國的集體記憶又是如何？

年輕不是無知的藉口
先談德國問題！長期以來英美關於納粹的形象定位就是醜化與丑化，且由於英美對納粹法西斯是又恨且懼，所以各類影像中的「元首」（Fuhrer，就是指希特勒）形象既是加倍地醜化與丑化，且從不讓他正視眾人。直到一九九三年史蒂芬．史匹伯推出《辛德勒的名單》之後，鐵板一塊的德國形象才有再造新詮的機會；然而，民間／官方的分離仍寓含正／邪不兩立的味道。

其實，好萊塢也曾塑造出少數以德軍為主體的電影，像一九七七年上映的《鐵十字勳章》（Cross of Iron），詹姆斯．柯本（James Coburn）所飾的德軍班長，就和出身普魯士貴族，一心為獲取鐵十字勳章而犧牲同志的德軍上尉，形成善惡二分的對比，唯彼等畢竟屬於納粹陣營，所以只能讓他們身殉於庫斯克戰役中。

至於首次逼視希特勒，從骨子、潛意識裡刻畫邪惡本質的電影，則是《惡魔的復活》（Hitler: The Rise of Evil，2003年），羅伯特．卡萊爾（Robert Carlyle）演出的希特勒有些誇張，但身形背後卻直指權力是如何以血腥、愚民澆灌而來。本片還有三條支線：以老邁的興登堡總統（彼得．奧圖飾）為首的威瑪官僚；秉持正義揭發納粹不法的新聞記者；盲從納粹並大力給予鉅額資金的投機殷商，威瑪後期的時代圖像油然赫立。就一個非常時期，能夠瞬間捕捉到尋常眾人面對非常之人的神態（驚羨、懼怖、無力……）而言，本片總算跨出了一小步。

若說《惡魔的復活》是希特勒崛起前後的閃靈惡像，那麼《帝國毀滅》就是日暮窮途的原初權力結構大顯露，以及最不裝腔作勢的希特勒留影。我所謂原初權力結構的暴露是指，透過廿五歲的女祕書蓉格（Traudl Junge）之眼，正規國防軍（Wehrmacht）和文官體系幾乎癱瘓不存了，只剩黨衛隊（ＳＳ）和最死忠的黨政軍高幹在負隅頑抗。蘇聯紅軍的砲火取代向來的群眾擁戴聲，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煽動天才，如今已是帕金森症纏身、疲態畢現的殘燭老人，伴隨著愛人伊娃．布朗（Eva Braun）困守在總理官邸的地下碉堡（Bunker），靜待末日審判。

不過導演奧利弗．希斯畢格爾可不想陰翳如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記》，除了地下碉堡裡頭納粹高幹的垂死掙扎，本片另有幾條支線：忙著為士兵、平民進行救助的軍醫、以螳臂擋車之姿誓死捍衛第三帝國的「希特勒青年團」十餘歲少年，他們都在彷如瘟疫上身的無情烽火中接受人性的考驗。就因為軸線未集中，所以大導演溫德斯（Wim Wenders）才會在《時代》（die Zeit）撰文批判本片混淆電影敘述與資訊給予的差別。或許，對德國人作如斯的期許是必要，但鏡頭的跳脫，在冗長時間裡反倒容易讓人融入劇情。

最大的爭議其實是：為何要讓一個曠世魔王和世人「面會」？一個素食、潔淨、愛護孩童、善待動物，屬下眼中極其和藹的「元首」，怎會是掀起濤天巨浪、殘殺六百萬猶太人的魔王呢？我私心惋歎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過世太早，否則以她對極權主義的深邃的詮釋，以及藉由艾希曼（Adolf Eichmann）審判事件中提出「平庸之惡」（the banality of evil）的智慧，應可綰合矛盾拈出新的辯證思維，如今就由我們接受這樣的挑戰。值得注意的是，當希特勒以平和口氣說：「這是德國人民自己的選擇，他們必須為此付出代價。」這較之齜牙裂嘴的狂吠更令人懼怖，因此，可以說「惡」的發抒源於「自然」！影片裡還有兩個顯例，這都和醜陋陰鷙的戈培爾（Josef Goebbels）有關。這位以「謊言講一千遍就會變成真理」「著稱」於世的邪惡天才（其實，他也是當代傳播文宣永遠膜拜的祖師爺！），當他聽聞希特勒有意將他調離地下碉堡時，竟會痛哭失聲，惡之所依，已然清楚；另一場景是，戈培爾太太以寧靜身段毒死自己的六個子女，最後再和戈培爾舉槍自盡的畫面，就算莎士比亞再世，恐怕也會瞠目結舌啊！

還有一幕三部曲，可以透析權力集團的複雜依附關係。納粹第二號頭目戈林（Hermann Goring）、軍需部長史佩爾（Albert Speer）、祕密警察頭子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先後背棄、抗命、叛逃，希特勒的反應是：「戈林向來就不可靠，史佩爾是浪漫的理想主義者，唯獨希姆萊是他的奴僕，奴僕竟敢棄主而去。」至於其後希特勒的自殺及德國的投降，都已非高潮所在。

值得玩味的是，年老時的蓉格祕書說「年輕不是無知的藉口」，這其實就是整體德國面對納粹惡行的基本態度了。

責任歸屬的逃避
話說，迄今仍遭各方指責為「堅不認錯」、「軍國主義思想未戢」的東瀛日本，其實早在戰後未久就由黑澤明執導了一部反戰電影《我於青春無悔》（マゎ青春ズ悔スウ，東寶，1946年），女主角就是有「永遠的處女」稱譽的原節子。

但是，戰後相關的二戰電影，都不曾觸及責任歸屬問題，直到《自尊──命運的瞬間》（以下簡稱《自》片）一出，戰爭責任的問題總算攤開來談。但，《自》片以一九四六年起訴二十八名Ａ級戰犯的東京大審為背景，其中被視為首惡的原首相東條英機，在片中被刻畫成是一個愛家庭重文風、忠君尚義的仁人君子，他之所以扛起一切咎責係為保護天皇，所以，在日本人眼中東條是代君受過的「義人」，豈是臭名四溢的Ａ級戰犯！所以飾演東條英機的老牌演員津川雅彥坦承，原以為所扮是反派角色，演出後才知東條「偉大」！

再者，參與東京大審的印度籍法官帕爾（Radhabinod Pal）寫了一部六十萬字的「審判意見」，大力陳述這場大審只是戰勝國對戰敗國的報復，「世人都需慈悲為懷，不應該以正義之名來進行報復，所以全體戰犯都應無罪開釋」，雖然最後包括東條在內共有七人上了絞首架；但，帕爾所述已成日本社會的「金科玉律」，《自》片中帕爾角色極為吃重，彷如翩降日本的救難菩薩般；此後，七名Ａ級戰犯於一九七八年合祀靖國神社，前不久包括厚生省政務官森岡正宏等人都先後發言，否認有所謂的「戰犯」存在。

不承認戰犯的存在、合祀靖國神社，乃至有些教科書淡化日本在二戰的行為，無怪乎會觸動周邊中、韓等國的敏感神經，歷史波瀾自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於是，一個歷史／道德命題在東亞社會漸次形成：德國能？日本為什麼不能？

舊恨未解，新仇再生？
然而，這命題極為取巧和危險，就如新中橫對中央山脈的破壞一樣，稍一不慎就會因思想的怠惰而引起莫名的歷史土石流！
首先，德國是東西方戰場的全面潰敗，更讓德國深感「新三十年戰爭」（一九一四到一九四五年）的夢魘再現。孰為戰勝國與戰敗國清楚明白；再加上德國不少法學家──如拉德布魯赫（Gustav Radbruch）深痛實證法學的走樣，轉而提供自然法的奧援──相信有絕對正義的存在；於是，紐倫堡大審（Nuremberg Trial）在程序與實質上大體兼備，這讓向來奉公守法的德國人從形式層面可以接受戰敗的事實與處分。況且，集體虐殺猶太人是鐵的事實，所以，前西德總理布朗德（Willy Brandt）於一九七○年在華沙猶太人紀念碑的一跪，就跪出德國人反省力較強的高道德形象出來。

德國的問題在於：何以一個產出不少傑出思想家、科學家、音樂家的優秀民族，竟會製造希特勒這種怪胎？又何以像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施密特（Carl Schmitt）這種世界級的菁英頭腦也會支持納粹？追根究柢，可能是人人有責，這負擔過於沉重，於是守法的德國人就倣效史佩爾模式。因為史佩爾是唯一在紐倫堡大審中坦承犯行的戰犯，然而，他至死都否認知悉集中營、猶太集體屠殺等醜行。德國人願意道歉，但絕大多數德國人其實是不敢回顧！所以，我們只能說德國人在法的形式上願接受戰敗國處分，可這不涉及道德層面。

亞洲方面的問題，主要有二：一是根本沒有戰勝國；二是日本人的戰爭責任歸屬有些複雜。

有個謎題：日本無條件投降，猜一中國古人？於是，屈原、蘇武、蔣幹、共工紛紛出爐。其實，屈原（屈服於原子彈）才是最真切的，蘇武（蘇聯武力）則只具輔助性，至於蔣幹（蔣介石幹部）和共工（共產黨工農兵）多少有些阿Ｑ自嘲。更可議的是，過去國共互爭領導權，今日又在「聯共制台」的目標下，妄稱國共一起抗日，如此，敘述反覆再三，又豈能獨責日本篡改歷史。所以，要求日本誠心認錯固然重要；但包括中國在內的國家，也得先釐清歷史原貌。

而談起二戰的禍首，德國厥惟希特勒，義大利是墨索里尼，也不會有異議；但日本呢？東條英機嗎？老實說，這也太抬舉他了！認真究責的話，出身五攝家的前首相近衛文　，其責任絕不會小於東條，要之，日本就是找不出像希特勒、墨索里尼那樣的獨裁梟雄來。依我之見，這還得從日本特殊的公武政治發展去爬梳脈絡。

自一一九二年源賴朝建立鎌倉幕府，直到德川慶喜還政於朝，有將近七百年時間是屬於武人政治時代，天皇只是個精神領袖。明治政府雖被視為「絕對主義的天皇制」，但從一開始薩摩藩、長州藩集團就壟斷朝政，形成另類的武人政治，雄才大略的明治天皇還可以掌控大局，但到了裕仁天皇之後，卻是個怯懦又投機的幻想家，固然最後的裁決權在他手裡，但軍方卻是在既成事實造成後再由裕仁親裁，由於軍方的擴張行動始終順利，裕仁就以僥倖之心一而再，再而三的追認，終導致日本玩火自焚。相關的日本軍閥固然不能免責，但若縱放裕仁天皇，就永遠追蹤不到罪責之源。因為裕仁裝無辜，東條英機等人又自以為代君受過，怎可能懺悔戰爭惡行！

天皇制既已成為日本迴避二戰責任的遮羞布，值此日本皇室可能面臨男系天皇後繼乏人的危機時刻，那麼，勇敢批判裕仁的罪行，認真思索廢除天皇制的必要，將是日人解除二戰罪孽的重要一步。終戰六十，東北亞卻是舊恨未解，新仇再生，相關國家的省悟是否足夠或已然偏差，恐怕又是一個大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