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生死傳奇 ─上

◎王鼎鈞　 圖◎吳孟芸
　一九四九年三月，國共內戰未歇，我們一大群「匪區來歸官兵」聚集在青島外圍待命，國防部派來一艘輪船把我們運出青島，上船前，我們得到的消息是運往上海，上船後，聽到謠言是運往安徽安慶。我在船上巧遇當年的連指導員，他說他也去上海，順手寫了地址給我。一路風平浪靜，我在艙底打盹，醒來發覺船已停了，甲板上一片靜悄悄，沒有人聲。

　我走上甲板察看，只見天氣晴朗，紅日東昇，船停在水中，水色濁黃，岸上有樹木人家，顯然已離開大海，駛入江心。徬徨間只見有人搖著一隻小舢板來賣香菸，我打聽這是什麼地方，千幸萬幸他聽得懂；他說這是上海，千幸萬幸我也聽得懂。既然已經來到上海，為什麼還不駛進碼頭？

　我明白了，謠言成真，我們的目的地並非上海，而是中途經過上海，押船的官兵為我們布置了一個「水牢」，然後進城遊樂去了！我當機立斷，掏出牛老師給我的那一塊銀元，那是我飢寒交迫中的全部財產，我知道必須罄其所有、快刀斬麻。多麼可愛的牛老師！多麼可愛的銀圓！然後，多麼可愛的船夫啊，他立刻收下銀圓，渡我上岸。那時一九四九年三月，金圓券面臨崩潰，銀圓一元兌換紙券三十萬元，這個數目對他有很大的吸引力。

　千幸萬幸沒人看見。上岸後照船夫指示的方向走，經過一些農家，看見田地裡插著東倒西歪的木柱，掛著稀稀落落的鐵絲網，心中納悶，難道這就是防禦工事？這樣的工事怎能抵抗解放軍進攻？一直往前走，掏出指導員留下的地址問路，一直走進中心區最繁榮的地方，兩年零十一個月以前我來過，我還認識它。

　指導員指定的那條馬路，一側全是高檔商店，店員看見我走近，急忙拿出幾個零錢來打發，我搖手拒絕，請他們看地址，他們伸手往馬路對面一指。怎麼對面這一邊根本沒有住宅？馬路很長，我由這一頭找到那一頭，再從那一頭找到這一頭，不見目標。好容易攔住一個行人，他懂普通話，他告訴我這裡是上海有名的跑馬廳，根本沒有門牌號碼。我的心往下一沉，可是我不死心，我不能離開這條馬路，這條路是我在大海中的一根救生繩。我仍然沿著馬路尋找，由這一頭找到那一頭，再從那一頭找到這一頭。我想我是瘋了。

　後來知道，那時上海警備司令部組織了糾察隊，沿街逮捕散兵遊勇，倘若被他們捉到，以我尷尬的裝扮、凶險的經歷，經過他們的安排，我會化成保衛大上海的一滴血。可是我在市區逗留了那麼久，沒碰見糾察隊，（也許他們正在打牌？）我是活在國民黨的缺點裡，（死在共產黨的優點裡？）

　萬難設想，我竟碰見了同事朱少校，如果這是寫小說，讀者一定認為不可能、不合理。「不信書，信運氣，」當命運打盹的時候，我們就絕處逢生。

　我與朱少校一同在秦皇島兵站辦公，一同在天津被俘，同時釋放，他在俘虜營裡替我用鹽水洗眼消炎，河北一別，我以為再也沒有見面的機會。他的臉色黯淡，那時到處可見精神萎靡的軍人，連續的挫敗消蝕了他們的自信。他第一句話就是告訴我：「上校爺爺」擔任上海軍械總庫的副總庫長，秦皇島的那個軍械庫也來了，設在江灣，可愛的朱少校，他知道我最需要的是什麼。然後他掏出幾張鈔票給我，我把他的手推回去，他淡然說：「你還是那個脾氣。」像是褒又像是貶，不再勉強。

　他什麼也沒問我，倒是我問他時局怎麼樣，他說「壞透了。」我問他在那個單位工作，他說他要去安徽安慶，安徽安慶？我真希望他這句話是個謊，倘若果真，一個月後解放軍渡江南下，東南地區國軍全線潰退，朱少校啊你在何方！

　奔到江灣軍械庫，先找我的堂弟棟才和同學袁慕直，他倆都是我在秦皇島從中安排得到工作，劫後重逢，兩人熱情接待。不僅如此，我赫然發現父親也在江灣，蒙他們兩位照料！這一驚一喜非同小可。淮海戰役發生，父親難以留在浦口，妹妹和弟弟把他接到流亡學校裡去住了些時，跟學生一同吃大鍋飯，學校缺糧，他又到上海投奔堂弟。我能脫離解放區回到父親身邊，對他們每個人來說都是個意外，他倆能在我行蹤不明之後照料我的父親，真是今世難見的高風。

　我和父親無言相對，多少該說的話都沒說，多少該問的問題都沒問，多少該流的淚也沒流。我們都知道相逢是個奇蹟，但是也知道只有一個奇蹟不夠，下一個奇蹟更難、更不可能。我們等待更大的痛苦，更深的絕望，因而陷入致命的疲倦之中。

　江灣區的位置在長江南岸，靠近吳淞口，水運方便，住宅稀少，適合囤放軍械彈藥，聯勤選中這個地方，用鋼版組合了一望無際的庫房。我的工作是每天登記械彈發出和收進的數目，製作日報表呈報總庫，工作清閒，可是我完全不能寫作，因為我喪失了反芻的能力和想像的能力。

　我也不再那麼愛看報紙，我彷彿可以料到以後會發生什麼事情，人若未卜先知，還需要新聞報導嗎？辦公室裡有一份《新聞天地》週刊，那時正是這份刊物銷量最大、聲望最高的時候，我在江灣只接觸到這一份新聞媒體，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從聖約翰大學圖書館找到《新聞天地》合訂本，整理我的回憶。

　還記得我到上海不久，代總統李宗仁再派五名代表與中共議和，中共指定代表團四月一日北上，我看到這天出版的《新聞天地》，封面大字標題印著「萬愚！萬愚！」四月一月是西方的愚人節，中共怎麼選了這個好日子！那時《新聞天地》熱心討論國府「畫江自守」，國共「隔江而治」，它說長江以南沒有共軍，長江號稱「天塹」，有利防守，「反共靠水」，國府尚有完整的海軍。它說國府雖失去東北和華北，白崇禧的大軍尚在湖北，胡宗南的大軍尚在陝西，陳明仁兵團尚在湖南，山西有閻家，甘肅有馬家，加上四川和雲南，國府還有議和的本錢。它說史大林反對解放軍渡江，對毛澤東當然有影響力。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和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調停國共衝突的時候，中共都堅持組織聯合政府，現在中共可以一償宿願了！這些推斷，可以代表當時江南多少人的希望。
可是這一切都是夢幻泡影。

　父親原住北四川路底，有一段時間我每天在北四川路上通勤，看我生命中最後的上海。舊地重來，景光變了多少，怎麼處處有衣冠楚楚的人擺地攤？原來百貨滯銷，公司沒錢發薪，改用產品折價相抵，由員工滿街擺攤求售，居然是日本投降日僑等待遣送的景光。歷史絕不重演，只是往往相似！交臂接踵，多少賣美鈔的小販，手中新鈔刷刷響，多少賣銀元的小販，手裡的銀元叮噹響，那是他們的廣告，他們低著頭沿著人行道不停的走來走去，等顧客找上來，一同躲進小巷裡成交。那時販賣美鈔銀元是死罪，馬路作刑場，就地槍決，我曾撞上行刑的場面。可是不久禁令解除了，又准許人民使用銀元，我情感麻木，理智未泯，這就是法律的「相對性」！書本上說，宣信爵士（James Simpson）是最後一個因盜竊罪而被吊死的人，那麼最後一個上法場的銀元小販是誰？他也該留下名字。三十年後，兩岸政策急轉彎，總有最後一個因「通匪」而判刑的人，總有最後一個因「反革命」而勞改的人，他們應該是重要的新聞人物，讓我們思考法律到底是什麼。

　那時人人買銀元，通貨惡性膨脹，「金圓券」每小時都在眨值，餐館賣酒按碗計算酒錢，第二碗的價錢比第一碗價高，排隊買米，排尾的付出的價錢比排頭貴。坐火車的人發現餐車不斷換價目表，一杯茶去時八萬元，來時十萬元。買一斤米、鈔票的重量超過一斤，銀行收款不數多少張，只數多少綑。信封貼在郵票上、而不是郵票貼在信封上。飯比碗值錢，煤比灶值錢，衣服比人值錢。「騎馬趕不上行市」，「大街過三道，物價跳三跳，」生活矯治猶豫，訓練果斷，人人不留隔夜錢。鄉間交易要鹽不要錢，要草紙不要鈔票。

　還記得讀過張恨水的小說《大富國》，人人有一本鈔票簿，每一頁上印著「１」字，付款的時候，自己掏出橡皮圖章蓋數字，圖章上刻著「○」字，你愛蓋幾個零就蓋幾個零。還讀過誰寫的《李伯大夢》，李伯打電話，接線生告訴他每分鐘多少錢，通話中間，接線生每分鐘插播進來，告訴他電話費漲了，現在每分鐘多少錢了。算盤本來十三檔，大商店用的算盤加到十七檔，因為交易的款項動輒幾百億幾千億。

　那時只見新鈔不見舊鈔，鈔票還沒印好，印製的成本巳急速上漲，許多新鈔不能發出，或發出後成為廢紙。我看見兒童用新鈔摺飛機互相投射，狼藉滿地。政府只有拚命印大鈔，小鈔成綑、還有虛幻的重量和體積，三兩張大鈔在手，才令人孤苦悲悽，命薄如紙。最後新疆省銀行發行過時世界最大面額鈔票，每張六十億元，共印製四百八十萬張。二○○四年五月十四日，美國一位蒐藏家展出這張鈔票，電視螢幕上猶足以令人怵目傷心，這一張鈔票己說明多少人蕩盡了家產。

　發行金圓券是個駭人的連環騙局，當初說金圓一圓含金0.22217盎司，但是並未鑄造硬幣，這是一騙；當局定下比例，以金圓券二億換回法幣六百萬億，這是二騙；本說發行總量二十億，馬上又有「限外發行」，這是三騙；然後乾脆無限制發行，最後發行量超出三十四萬倍，這是四騙。他騙誰？金圓券出籠的那天，聰明狡黠的人立刻去換銀元、買黃金，把金銀埋藏在地下，那效忠政府、信任政策的人，紛紛把黃金美鈔送給銀行兌換新鈔，政府騙了最支持他的人，騙得很無情。那時民不聊生，我和父親的生活當然也十分困難。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