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民自救宣言」的歷史意義

■李筱峰

四十年前（一九六四年九月）台大教授彭明敏與學生魏廷朝、謝聰敏印發「台灣人民自救宣言」，提出「一中一台」主張，未及發出，就遭逮捕入獄。有人問，自救宣言既然還未發出去，社會上根本看不到，無法產生影響，何來歷史意義？

要回答這個問題，可以這樣反問：「陸皓東參加廣州之役，要推翻滿清，結果革命沒成功就被抓去砍頭，何來歷史意義？」

要解釋一個事件的歷史意義，有兩個途徑，其一是，探討事件產生的影響；其二是，解釋該事件對現在有何啟發與反省的作用。

就第一個途徑來說，事件的影響，不在於事件是否成功，俗話說「不以成敗論英雄」，有時候失敗的事情，在事後卻產生另外一種影響。此外，歷史事件往往不能將之抽離成單一事件來看，而必須將之擺在一個時間脈絡裡面，以宏觀 （macro）的視野來觀察，才能看出他的影響。

第二種途徑，儘管某事件在當時可能曇花一現，船過水無痕，但是事過境遷之後，我們重新回顧，卻可以從中獲得反省與心得。所謂「歷史是現在與過去的不斷對話」就是這個意思。英國史家湯恩比（A. J. Toynbee）說「政治是歷史的現在時態」；史學家克羅齊（B. Croce）也有一句名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史學家柯林伍德（Collingwood）也說過「只有透過現在的眼睛，我們才能觀察過去，了解過去。」他們的意思無非是說，不論多久遠的歷史，都可以拿來和現狀對話，產生對現實的教育意義。

發生在四十年前的「台灣人民自救宣言」的歷史案件，我們一樣可以透過以上兩個途徑來了解其歷史意義。

二次戰後，台灣人滿懷期待迎接對岸的「祖國」，不料「祖國」帶來的卻是：政風腐敗、特權橫行、經濟壟斷、生產大降、米糧短缺、物價暴漲、失業激增、軍紀敗壞、盜賊猖獗、治安惡化…，民心日漸流失，一年半後終於引爆二二八事件。經歷一場腥風血雨的屠殺之後，台灣又受到中國大陸上國共內戰的影響，經濟瀕臨崩潰，緊接著，蔣家國民黨政權敗退逃入台灣，在台灣建立起學者所謂的「遷佔者國家」（settler state）。「遷佔」還不要緊，在軍事戒嚴與「動員戡亂」的體制之下，台灣進入了長達三、四十年的高壓統制，造成「白色恐怖」。

在解嚴（一九八七年）之前的三、四十年的「白色恐怖」時代，有九萬多人被判重刑，八千多人遭槍決。在眾多的政治案件中，依其類型來觀察，一九五○年代裡面，以「紅色」案件為多，主因之一是，當時中共政權剛建立不久，專制又腐敗的蔣政權讓許多知識份子轉而對中共新政權有所期待；但是，隨著中共專制本質逐漸昭彰，許多人發現中共固然推翻腐敗的蔣政權，但其實只是「以暴易暴」而已，在兩個政權都令人失望的情況下，尋求台灣的獨立自主，自然成為許多有志之士的思想出路。因此，六○年代之後，主張台灣獨立的案件多起來了。例如一九六三年邱萬來、高金郎等人的「澧江軍艦案」﹔同年宋景松、陳三興等人的「興台會案」﹔一九六八年邱新德、林永生等人的「筆劍會案」，不勝枚舉。

在眾多的台獨案件中，最受矚目，且提出較周延的台灣獨立理論的，要算是彭明敏師生的「台灣人民自救宣言」案。這個案件的特殊，有幾點：

由頂尖的高級知識份子出面。

領銜的彭明敏教授，戰前留學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政治科。戰後回台灣入台灣大學政治系，一九四八年畢業，赴加拿大麥基爾大學，一九五三年獲該校國際航空法碩士。一九五四年獲法國巴黎大學法學博士。學成回台任教於台大政治系，卅四歲成為台大有史以來最年輕的教授。一九六一年任系主任，同年被聘擔任聯合國大會中華民國代表團顧問。並於一九六三年當選第一屆十大傑出青年（當時十大傑出青年的名單中，尚有錢復）。以當時彭明敏的地位與身分，若願奉迎蔣政權，想必飛黃騰達，但他耿介的個性，寧願忠於知識良知，這是知識份子的典範。相較於今日那些土生土長的台籍政客，雖有高學歷，卻甘心淪為外來政治集團的打手，講話翻雲覆雨，真有天壤之別。彭教授他們當時的行動雖然失敗，但他們被捕的消息，傳播開來了。像這樣頂尖的知識份子都投入反對蔣家獨裁政權、呼籲台灣人民覺醒的行動，這對於社會大眾必有一股無形的刺激作用。（上篇，明日續）

（ 作者李筱峰╱世新大學教授，本專欄文章收錄於www.jimlee.idv.tw）

※「台灣人民自救宣言40週年」座談會於9月11日上午10點假台北市濟南路1段2號台大校友會館舉行，歡迎參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