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錯過《生命》

■黃文雄

八年前，我結束三十幾年的海外流亡，回到故鄉後，民視拍了一部叫「刺蔣」的兩小時紀錄片。訪談的人包括我的父親。訪談之前，先去調查局附近拍了些外景，因為刺蔣事件之後，我家受盡國安單位的騷擾監視，父親有一次氣不過，告訴調查人員說：「乾脆搬到你們隔壁算了」。我家真的就搬到新店中華路調查局斜對面住了七年，後來買房子也買在調查局背後（他的計算沒有成功，除了監視者後來懶散一點，「拜訪」並沒減少太多）。

拍片的隊伍那時已經把我當成朋友，在調查局附近拍外景的時候，大家笑談不斷，父親還展現了難得的幽默感。看他如此放鬆，他接受訪談的時候，我也就沒有在旁陪伴。直到那天晚上，我才注意到他躲在屋後一角，自己對自己發脾氣。

經過幾乎一小時的套問，我終於查明白其中緣故。原來他原本以為接受訪問是一個一吐胸中幾十年累積的東西的好機會，台詞都想好了：譬如有幾次有人知道他是誰而對他鞠躬敬禮時，他心中為自己、也為那些人感到的恐懼；或譬如監視人員一些可笑至極、今天可以拿來消遣的言行。但是，一坐到攝影機前，他說的話居然不可抑制地「溫和」起來了，也因此事後才只能自己對自己發脾氣，氣自己的「軟弱」。

我聽了他的解釋，看到他的痛苦，想起他幾十年（從我出國第二年上了黑名單開始）所受的屈辱和委屈，心中無限地疼痛。怎麼辦？我打電話給製片的朋友。朋友說，沒問題，可以再訪問一次。於是再訪問一次。結果呢？後來看過那部紀錄片的人都可以看到，他還是說得很溫和。第二次訪問的晚上，他還是氣自己氣得睡不著覺，而且他對自己也「失望」了，抵死拒絕接受第三次訪問，也不願聽到家人提起這件事。

這件事就這樣成為家父埋在心中永遠的傷疤：幾年前他中風而半身不遂、記憶不清之前，只在一次喝酒後，非常間接模糊地提過一次。單獨就這件事而言，家父因為中風而記憶不清，也許反而是一種幸運：他私底下是一個非常自傲的人。

最近有幸看到「全景」吳乙峰拍攝的紀錄片「生命」的預演，我第一個想起的就是家父的這段故事。您也許會想，攝影機會對家父產生那樣的效果，是因為對像有他那種特殊經歷的人，攝影機代表了某種恐怖的「公」權力（例如黨國控制下的老三台）；在眾聲爭鳴的民主時代，攝影機再也不可能對一般人有這種威力。但是即使對「正常」狀態下的一般人，拍攝紀錄片和做社會調查的人都知道，記錄和調查的過程本身就有其侵犯性（intrusive)，會以不見得肉眼可見的方式影響了被拍攝調查的對象。方法學甚至還給這種現象命名，叫「海森堡（Heisenberg）原則」。

知道是知道，但有誰肯付出必要的代價去儘量減低這種侵略性呢？尤其在人事世界裡：例如和對象混熟了、取得信任了，時刻自然地到來了，才拿起攝影機來，其間也許得等上半年一年，甚至更長。如果大媒體和大研究機構都不願付出這種時間、耐心和愛心的成本來記錄「真相」，還會有人這樣做嗎？有的，吳乙峰和他的「全景」工作隊就是例子，即使他╱她們必須分一組人拍工商短片賺錢，讓另一組人可以按照理想拍片，甚至抵押住屋，以調頭寸。

今天（星期六）就將開始在總統戲院上演的「生命」，正是這樣的一部紀錄片。這部片子所記錄的是九二一大地震的人和事。九二一時我自己去過災區，也看過其他各種媒介的紀錄，但都不能帶給我同樣的震撼和感動。這部片子同時也讓我想起家父。如果他也能有同樣不惜血本、無限耐心的訪問經驗，也許就能終於講出他真正想說的話來，而不需要背負那個額外而又無奈的傷疤；記錄過程也將因此同時是一個心理治療的過程，就像片中失去親人的地震受害者所經歷的一樣。這部吳乙峰的新作不只是非常貼近土地、社會和生命的本土實錄，拍攝和記錄的過程本身同時也是一個非常感人的故事。年已九十又半身不遂的家父已經不能去總統戲院看，但我希望你千萬不要錯過。（作者黃文雄╱一九七○年刺蔣案參與者、台灣人權促進會前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