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

政治人物的興風作浪與自然災變都很可怕

　罕見的秋颱納坦，雖然暴風圈強襲北台灣，但來得急卻去得也快，前天上午從台北、宜蘭兩縣交界的東北角登陸，當天中午暴風圈即已遠離台灣，降雨量與災情並未如預期嚴重。然而，一名消防替代役男與一位電視媒體記者在此次風災中都因忠於職守而不幸殉職，另外，一名氣象局員工也在颱風夜值班時疑因氣喘發作猝死，在在為此次災害防治留下一頁難以彌補的缺憾。尤其，媒體工作者在採訪工作中慘遭洪水滅頂意外身亡，除了引起媒體圈對新聞採訪的人身安全問題的深切檢討與反省，更意外引發一場無謂的政治口水戰，暴露出政治人物嗜血的醜陋本質。

　納坦颱風已然遠颺 ，但是媒體記者的意外死亡事件，在特定政客的操作下，卻形成一股政治風暴持續肆虐台灣。如果說這股政治風暴危害台灣的程度遠甚於納坦颱風，絕未言過其實，也不是危言聳聽。君不見，昨天立法院會在野黨立委的質詢重點不在於檢討風災防治、損失及改進情況，反而是在逼問行政院長游錫堃的員山子分洪道視察行程是否與媒體記者死亡有關，意圖造成一種游揆視察造成台視記者平宗正意外死亡的錯誤印象。於是乎，國會問政變成在野黨立委大人們扮演檢察官開庭偵訊的戲碼，質詢更成了在野黨迫使閣揆「懺悔、認錯」的利器。這樁意外事件，檢察官其實已經毋須調查真相緣由了，因為這些在野黨立委雖然不在現場，也未詢問其他三名倖存者當時的情景，就已神通廣大掌握了「所有的真相」，更將游揆判處了「良心上的徒刑」。一位電視記者在採訪風災新聞中意外殉職，讓「逢扁必反」的泛藍陣營見獵心喜，如獲打擊扁政府的至寶，以致震動國會，影響立法院的議事進程。這樣的政治生態也實在太畸形了，難怪其所形成的政治風暴，已經成為摧殘台灣改革進步的狂風驟雨。

　全世界媒體從業人員的工作風險，主要在於戰爭與政治壓迫，其次才是工作場所的意外。也就是說，媒體工作者最大的生命威脅，係因採訪戰爭新聞而遭誤殺，或是受到專制體制或獨裁者的無情鎮壓，至於在工作場所發生不幸，只要有人身安全的防範意識與準備，可說不會對媒體工作者造成太大的威脅。台灣已經走過威權統治、白色恐怖的年代，政治力量不是媒體工作者的主宰，媒體記者不再是政治迫害的對象。如今，台灣媒體工作者最大的危險是來自工作本身，這原本風險較低，偏偏台灣媒體的競爭太過激烈，導致部分媒體為搶新聞的獨家、快速與現場感而走偏鋒，乃至無形中添加了媒體記者的工作風險。以災害新聞為例，部分媒體為求畫面的獨特、刺激、聳動，不惜要求記者在毫無安全防備措施之下身入險境，為讀者觀眾作「萬分驚險」的報導，企圖搶奪收視率。譬如在風災時，就有記者為讓觀眾看到淹水的嚴重狀況，竟然涉入水中，差點跌倒滅頂；亦有記者在強風吹襲、大浪滔滔之下，站在海邊、堤岸之上，一邊播報新聞一邊全身搖搖晃晃，狀極驚險，稍有差池，後果不堪設想。事實上，再好的新聞都比不上記者的生命重要，從事新聞工作固然須要敬業精神，但敬業精神絕不能超越生命的界限。新聞記者涉險犯難，固然是工作過程中在所難免，但是一旦可能危及生命安全，就必須以自身的安全為重。因為工作的執著認真導致喪失生命，精神固然可敬，但不值得效法。因此，此次台視記者平宗正堅守工作崗位，臨難之前都還緊緊保護著攝影機，其意外令人哀悼，其精神讓人感佩；但是媒體圈更應藉著此一悲劇而自我反省與檢討。如此這位記者同業的犧牲才有代價。

　至於部分政治人物竟然毫無悲憫之心，假借為不幸罹難的記者討回公道之名，緊咬著在颱風天外出巡視的游揆，硬扣種種罪名，企圖將一次意外衍生為一場超級的政治風暴，此種行徑實在令人不齒。其實，此一意外牽扯到游揆身上，絕對說不通。其一，獲救記者之一明確表示，「我們也是到了現場後才知道游揆將到現場視察，不過，就算游揆沒來，我們也同樣會在現場拍照」。而且，另二位獲救記者也無責備游揆之意，可見「為了守候游揆才不幸遇難」的說法，根本站不住腳。其二，員山子分洪的時間點，是由水利署以專業判斷後決定，而且在游揆預定到達前十五鐘即已開挖，並未有故意延後分洪等候游揆巡察之情事。尤要者，這些記者遭到洪水沖走的地點，並非員山子分洪之處。總之，此一意外的發生導致一位電視記者不幸往生，固然令人不捨，但是部分政客企圖利用此一事件進行政治操作，更將遭到國人唾棄。

　台灣位處大洋之中，又居大陸與海洋板塊交疊之處，颱風地震頻仍，天然災害不斷。這種自然環境的局限固然是台灣的宿命，但是歷史告訴我們，只要人民能夠心手相連，再大的災難都可以克服；九二一大地震時，大地裂變，死亡者近三千人，部分地區滿目瘡痍，如同廢墟煉獄，令人慘不忍睹。然而，台灣人民相互扶持，還是走出了災難。最可怕的，反而是政治人物製造出來的政治風暴，讓政壇變成一種非理性對抗、為反對而反對，只問立場不論是非的畸形政治生態。易言之，台灣的考驗不僅在於克服大自然的災難，更在於防止那些政治人物趁火打劫、興風作浪，以免作不良的示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