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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樂崎專欄》台美須建立更佳對話管道
過去兩週的情勢發展顯示,美國政府依然堅持其對台關係的模糊政策。在美國與中國簽訂的三公報架構下,美國「將不會挑戰」中國對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分的主張。後來美國政府也申明,美國不會支持台灣獨立。現在美國似乎又在詮釋其最新的一項模糊政策 - 「不支持任何邁向獨立的舉動」,其中所謂邁向獨立的舉動當然是由美國來定義。除此之外,台灣海峽的現狀不得被任何一方以片面方式加以改變,而且台灣海峽問題必須以和平方式解決。但是改變顯然無可避免地會讓第一條規則顯得相對空洞。當美國對中國施壓,要求中國與台灣進行對話之際,另一種對話也極為迫切。
美國國務卿鮑威爾在北京所發表的談話依循著一套模式,與美國總統去年十二月九日與中國總理(溫家寶)會晤後在記者會上發言的模式一樣。美方在這兩個場合所採用的措詞都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使用的非常相似。這一點可能與兩人當時都是臨場發揮(沒有備忘錄做提醒)有關。
無論這件事情是否出於巧合,它都發生在台灣處於較脆弱的期間。由於美國總統與國會同時改選,這一段期間不但是美國總統大選期間,也是國會休會期間。一般認為,在這段期間少有可為,因為主要的焦點都在其他議題上。不過,政策的改變也可能在這段期間裹著延續的外衣成功偷渡,而不為外界所發現。
國際媒體與台灣媒體都已對美方兩週前為何有此發言,做出種種猜測。如果要一一列出這些猜測,可能要耗費極大篇幅,因此我只在此提出個人對此事的幾個平凡看法:領導人常會傾向以不同的措詞來解釋一個延續的政策,他們的幕僚有時也會有這種傾向。這麼做比全盤重複別人說過的話有面子。近來,國際政治場合上習慣在接見高層訪賓或會見地主國東道主之後,緊接著舉行記者會。官員在面對媒體記者之前,通常只有幾分鐘時間可以與幕僚討論,甚至根本沒有時間為記者會做準備,因此可能會發生一些意外插曲。當然,也不能排除幕僚有自己的偏好和立場而影響發言內容。
但就根本而言,上述情形正好暴露了模糊政策的缺點。在處理複雜議題之際,模糊政策是維持彈性的一個重要和方便的作法。外交官尤其不可能不「模糊」。不過,這也會讓同一個承諾被人以各種不同方式解讀。雖然每個人都可舉出不同的例子說明某一議題對雙方的好壞影響,但有兩件事情對台灣造成非常大的傷害,那就是「不支持台灣獨立」,以及最近才出現的有關對台灣主權的說法。這兩項發言都可以被說成沒有任何政策上的改變,但兩者對台灣都造成莫大傷害,並且影響到美國對台灣的承諾。也可以說,政策是在朝向「排除獨立」(no Independence)的方向演進。
其中一個具體的例子是美國政府今年四月在國會聽證會有關美國對台政策的證詞。美國政府對其基本立場界定如下:現狀必須維持,任何一方都不得片面改變現狀,海峽兩岸的歧見必須以和平方式解決。
但這個基本立場的缺點,是海峽兩岸都在現狀的保護傘下持續挑戰底線,而美國也牽連在其中:中國向國際社會施壓,台灣努力讓外界以可以接受的方式承認其獨立及主權,美國則採用不同解讀方式,以滿足其在其他利益的短期需要。
這個情況可以透過在美台之間建立一個更好的溝通管道而獲得改善。雙方都宣稱彼此之間的溝通無礙,但如果檢討過去一年來的美台關係,就會發現這種說法令人難以信服。
過去十四年來,從台灣真正蛻變成一個民主政體開始,我就經常疾呼要改變美國處理對台灣關係的模式。在我從一九九○年到一九九五年的公開演講與報告中,以及在我從一九九六年迄今的演講與文章中,我都再三點出美國有必要改變處理對台事務時的片面「接觸規則」,以面對一個與過去不同、已完成蛻變的台灣。
美國政府一九九四年曾做過一次努力,稱為台灣政策檢討。當時為這個政策檢討所提出的鄭重而明白的理由是說台灣政治體制的改變。不過,華府在實際作為上的改變卻稍嫌不足,因為決策者對於中國對此事的可能反應的顧慮,明顯凌駕此次政策檢討的目標。雖然從那時起已有部分改進,但能夠做的事情仍很多。
尤其,現在的情況對於改變規則的需要比過去都還殷切。美國近來關切的事務依序為選戰第一,伊拉克及中東第二,其次才是亞洲及世界其他地區。此時此刻的中國正快速擴展其影響力,台灣則在嚴峻的國內外局勢下,將注意力集中在亟需進行的政治體制改革。為防範美國的利益及台灣的民主體制出現災難,美國將無可避免地會涉入台灣敏感的內部事務,而且涉入程度會越來越深。在這麼做的同時,美國主要利益考量是安全顧慮(意即美國本身的國家安全、亞太地區的區域安全,以及台灣關係法的要求)。在維繫安全的同時確保民主價值,此一命題即使在美國國內也有許多爭論。
處理這個問題,一定有更好的解決方式。美國已針對中國拒絕與台灣重開對話的作法公開表達不滿。這將對中國施加更多的壓力,同時也引發來自其他國家的壓力,大多數國家都同意這麼做是審慎的,也有其必要性。不過,這一切還需要另一種對話:美國與台灣之間的對話。(國際新聞中心吳直耕譯)
(白樂崎先生曾任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現為本報團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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