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可別反「對的」

■葉海煙

政治當然是權力的角逐，但政治同時也是責任的擔負。因此，在自由與民主的大前提下，任何人的言行（特別是政治人物，以及所有在檯面上現身發發聲的人物）都只能是小前提，而「結論」是人人得而共享的公共利益與社會福祉。如此的論述，是不僅要合邏輯、合理性，更得要合人性。

如今，遺憾的是在台灣的政治圈裡進進出出的，竟然有人做出了不合邏輯、不合理性的言行，甚至還出現了某些背離人性的作為。也許，當代社會的「權力」已有諸多變形，尤其在媒體大行其道之下，權力幾乎無所不在，而它的魔杖一旦被某些人胡亂地揮舞，群眾著魔的亢奮與狂熱便可能四處蔓延開來。

當然，政治的信念和信仰總難免引發熱烈的情緒與集體的動作。不過，再怎麼熱烈，再怎麼瘋狂，再怎麼聲勢浩大，都不能逾越兩個最基本的規範：一是人性，一是法律；而若有人執意游走於人性與法律的邊緣，如高空走鋼索般，其危險性其實已昭然若揭。眼前，我們就看到台灣政治的兩股力量儼然已有攤牌之勢，其對決的結果雖仍然不得而知，但我們人人心裡卻不能沒有「底線」 - 絕不能以「台灣」為犧牲，絕不能用「台灣人」作祭品。

本來，權力的角逐似乎必然產生對立，也必然出現輸贏。而其間作為「反對者」與「被反對者」，又屬輪替的自然現象，也就是說，一旦某人某黨權力在手，就幾乎同時會有人持「反對」的立場與權利，來進行合理又合法的「反對」舉動，這本是稀鬆平常之事，又何必劍拔弩張？或許，民主的文化與素養就只有在學習「反對」的過程中才有機會被培塑出來，而認清自己同時兼具「反對者」與「被反對者」的雙重身分與機會，大概就是現代民主社會中每一個公民都不能欠缺的智慧。

俗話說：「相反相成」，「相反」只是一種暫時的狀態，「反對」也永遠只是一種手段，而彼此一起造就共屬的生活世界，就是「相成」（甚至是「相加相乘」）的目的所在。因此，我們當然可以說：「『反對』可別反『對的』。」而所謂「對的」，可不是某些人的專利，它們理應是「公共財」，也應經由公共的程序來加以確定。如同所謂「大是大非」，是根本不可能也不應該任由一些人去做「自由心證」，因為民主人與自由人絕不能淪為無知之徒甚或狂妄之徒。

因此，我們理當歡迎合法與合理的「反對」，來監督任何一種權力的行使與運作，但我們也應同時拒斥無的放矢的造謠、中傷、抹黑以及肆無忌憚的破壞與毀滅。最近，我們在國內已經開打的選戰之中，卻發現有兩樣東西似乎不太對勁，不怎麼合乎「對的」這個基本原則：一樣是「言語」，一樣是「角色」。前者被誤用與濫用，幾乎在每次選戰之中都出現過，而後者的乖違與荒謬如今卻已出現「不倫」的情事。德國哲學家海德格曾經指出：人們往往只知道自己在玩弄語言，而卻不自覺自己被語言所玩弄或操控。眼前是有人在欠缺足夠證據的情況下，運用連自己都操控不了的言語來進行不實的指控，竟然還要求所有受到他們的「語言暴力」波及的視聽大眾「自己想像」（那牛皮紙袋裡到底放了什麼東西，天知道！）其實，這已不是一般的賣關子或者故弄玄虛，而是在糟蹋言語，糟蹋這社會僅存的一點理性與公道。

至於角色的混淆或錯亂，更是教人心痛。有一項剛出爐的民意調查指出，有卅六％左右的民眾不認為「大學教授培育國家各類人才」，同時卻只有四十三％的民眾肯定大學教授的專業；也就是說，有超過一半以上的民眾對大學教授的專業形象投下不信任票，對我們的大學教育品質沒有信心。一葉知秋，我們的高等教育似乎已冰凍三尺，而如果在如此教人憂心的情況下，仍有所謂「高級」知識份子，擱下「教授」的專業，同時不顧「學者」的本分，甚至在泯昧良知與公義的基本判準之下，把手段當目的，用假相代事實，來和特定的意識形態與政黨利益進行不為人知的私通或勾搭，則往後「大學」與「教授」的處境可能會越來越不堪。

有候選人高舉「讓對的成為事實」這個堂皇的口號，是不必等選舉有了結果再來檢證這句話，在選舉過程中，所有選民其實都可以睜大眼睛，通過起碼的邏輯、理性與人性（這往往不必靠「民意調查」來辨明是非與曲直），來了解某些人運用某些言語的居心，以及利用角色與身分的意圖，那麼這一次選舉大概就可以算是成功的。（作者葉海煙╱東吳大學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