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電話」不等於「關說」

■劉文仕

單純一個立法過程中的「爆料」，不僅發展成人民對司法公正的信賴危機，驚動大法官立誓自清，司法院院長、副院長還雙雙迴避神聖的釋憲任務；本來以為「真理」將隨著司法的隱忍、退讓而模糊以終，未料在「急速處分」憲政辯論的前夕，蘇立委又重啟議題。究竟整個事件議論的焦點為何？喧騰竟月，輿論只是無厘頭地隨著魔鬼的音樂起舞，國人所期待的事物本質又是什麼？不能打電話？不能寫信、套交情？不能發表意見？如果不能釐清，大法官將永遠處於被政治綁架的窘境。

揆諸各界論述，架構在三段論的邏輯上：「關說 = 不當」、「據告稱：有大法官打電話給立委」、「所以大法官行為不當」。問題是：什麼叫「關說」？如果概念涵攝範圍都沒搞清楚，就直接認定「打電話 = 關說」，未免過於率斷。

假設「打電話 = 關說」這個邏輯成立，那當時曾經打電話給立委的，應當都已構成「關說」；而蘇立委何德何能，唯獨如此受大法官眷顧？究竟何謂「關說」？如果認知不同，各說各話，其結果難免陷入美國學者Allan J.Cigle等所說的：「在午夜的煤礦坑中尋找一隻黑貓」。

「關說」一詞常被泛道德地運用，但法制上，它其實必須具備一定的要件。依利益衝突迴避法施行細則規定，所謂關說是指，「其內容涉及機關業務具體事項的決定或執行，且因該事項的決定或執行致有不當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的行為」，通常是以書面或口頭意見交換或溝通的「程序外接觸」方式進行；然而並不是所有的程序外接觸，都構成「關說」，仍須係針對「具體事項」，而有發生「不當影響」之虞的接觸，始足當之；一般言之，關說應不包括「公共政策」或抽象的「法案」。另外，根據相關法律，不當關說，通常含有「利益的圖取或交易」或「權力的不對等性」（利益衝突迴避法第八條、政府採購法第十六條及公務員服務法第十五條參照）。

從上述的標準檢驗，針對「真相條例」立法合憲性的討論，打電話也好、書函也罷，甚至接受請益、授業解惑、邀約貓空煮茶論政，只要是就法論法，未涉利益交換、權勢威脅，都不應被界定為「關說」。

論者有援「法官不語」的法諺，指出：於判決書外，法官不許在聽審過程中透露心證；因此認為，大法官針對本案的任何發言，均屬不當。然這一句諺語，是否當然適用於本事件，容有商榷餘地。我國釋憲制度與其他國家最大的不同，乃在於是以會議作成解釋，而非以法庭審理作成判決（解散政黨的憲法法庭除外）。釋憲者扮演的是「憲法的維護者與發言人」的角色，其職責就是在解釋憲法，與訴訟不同，不存在利益直接對立衝突的兩造，無所謂聽審問題。

固然，在自由主義式民主體系中，法官必須嚴格扮演獨立與非政治行為者的角色。然而正如美國政治權威學者Robert Dahl所謂：「最高法院是一政治機關，是一個針對爭議性的全國政策問題，達成決定的機關。」我國大法官與美國最高法院類似，是憲政運作過程中的核心人物，其於衝突解決與維持國家權威等明顯的政治活動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此無疑是政治性非常濃厚的法律機關。大法官的功能乃透過個別大法官對法的確信的「間主觀作用」（intersubjective），形成法定多數的憲法意識，隱含與「學術社區」互動的性格。因此，若認為就特定法律事件，表述其見解，即當然違反其職權的公正執行，恐怕是低估了大法官的學養，也混淆了大法官職權運作的機制。

所謂的「關說」事件，說穿了不過就是一齣荒謬劇，它終究會隨著另一齣荒謬劇的產生或新鮮感的消退，而告落幕；但如果不能釐清事物的本質，任由它成為無頭公案，必然產生嚴重的寒蟬效應；未來十五位法界權威，還有誰敢對任何法律爭議事件發表意見（包括授業、接受諮詢）？如果大法官都「不敢」針對憲政爭議事件表示看法，任由爭議蔓延發展，又豈是國人所樂見？

（作者劉文仕╱內政部參事兼法規會執行秘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