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應「媒體暴力下脆弱的生命」

■梁靜于

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副教授謝臥龍與陽明醫學大學衛福所教授蔡篤堅「媒體暴力下脆弱的生命」（自由廣場，十一月二十五日）一文中，指本人以撰寫學術報告為由，藉機游說Ａ老師接受訪問；違反個人與機構倫理，以媒體暴力來面對少數脆弱的生命；並發動連署要求報社以相同篇幅道歉。

對該文指責與作為，本人有些地方要虛心檢討；但是有些地方與事實不符，我認為有澄清的必要。

該文指本人「藉機游說Ａ老師接受其訪問」，「據Ａ老師所言，日昨接受訪談時以為是一篇學術報告，乃首肯答應其訪談與攝影」，「如此這般素養的記者，反映出偷窺的媒體力」。

我要說的是，研討會廿二、廿三日開放一般民眾參加，也沒有禁止媒體記者採訪。

來到研討會場，我還向在場一位教授表示今天代班文教，正好可以報導，這位教授表示歡迎。第一次看到Ａ教授，職業上反應是值得報導的人。我向謝副教授表達要採訪的意願，他表示要徵得當事人同意。事後，我在場外向Ａ教授表明記者身分，並遞上名片，經同意，在會場外與Ａ教授談了一個半小時。

採訪、拍照過程，謝副教授都不在場。據我所知，學術報告是不必附受訪者照片的。

我在訪談結束前，向Ａ教授提到正申請性別所，若經錄取將來計畫研究主題是變性人，也稱讚Ａ教授站出來為變性慾者爭取權益的勇氣。我們談了很多，Ａ教授也知道我要報導。次日見報的內容卻引起Ａ教授憤怒、焦慮、難過，這絕非我所願。

見報當天，面對Ａ教授當面指責。該文描述當時情景：「記者力求撇清，並以Ａ老師沒有清楚告訴她應如何處理此報導為由而推諉。在諾諾致歉之後，這位記者突然迸出一句：『也許有一天你會感激我，因為我幫你打響知名度…』，如此這般素養的記者，反映出偷窺的媒體的暴力。」

Ａ教授的情緒反應與對我的任何指責，我都願意接受。當時我很驚懼事情怎麼會這樣。我對Ａ教授說：「也許會引來更多的關懷，讓你走出孤獨，也許有一天你會感激我。」但絕對沒有說「因為我幫你打響知名度」。

該文又指「我們得知此訪談後，當場即提醒此記者一定要尊重性別少數者的受訪意願，並告知上學期Ａ老師來到本所專題演講時，曾有記者本著好奇心態，想專訪Ａ老師，經Ａ老師多次拒絕與我們力阻之後，這位記者始訕訕而去。」訪談後，我並沒有聽到謝副教授說這段

話。

該文引用傳記作家Nagel所說的話，來強調一位質性研究者應對自己所描述事實的文字負責：「書寫一個人的生命故事是一件嚴肅的事情，因此作者應本著來自知識的寬容，與研究參與者分享人類生命的脆弱。」同時強調，「媒體工作者報導一個人的生命故事，也應尊重生命的脆弱。」

我想說的是，媒體工作與「質性研究者」工作性質不一樣，但是目的相同，都是希望能為弱勢團體爭取、維護權益。我相信如果有機會與少數性別者多接觸，相信對Ａ教授的理解、對脆弱生命的認知是不同的。但是並不代表現在的我就不尊重脆弱的生命，有意偷窺。

該文又指「研討會會場中，怵目驚心地看到一位媒體記者，違反個人與機構倫理之下，赤裸裸地將一位性別少數的變性慾者在研討會中，自我性別經驗的告白，當成社會新聞炒作，在在顯現媒體偷窺心態與粗暴的本質，令人難以苟同。」

儘管我報導的動機是希望透過Ａ教授的「代言」，能夠為變性慾者爭取更多的被重視與權益，但Ａ教授所要承受的環境壓力是我事先沒有去認真思考的，少數性別的脆弱也非我這個沒有時常接觸過「他們」的記者所能想像。絕非如該文所言：「如此這般素養的記者，反映出偷窺媒體的暴力。」其實，謝副教授也沒有詢問過我「採訪過程」始末，就發動連署。

我更想說的是，如果像該文所言「Ａ老師事件，我們要求粗暴刊登的報紙，應在相同版面以相同篇幅刊登致歉啟事，不但可為媒體工作者藉此以為鑑，更為Ａ老師追回些微脆弱的尊嚴。」這對Ａ老師難道不是二度傷害？對社會大眾又有何教育作用？對躲在陰暗秘密花園的少數性別者有何意義？

Ａ教授對我說只有立法委員可以救他，也許大家有更應該做的事，除了協助Ａ教授與家人度過焦慮、困難，也要為性別歧視法催生，讓少數性別的人在社會上獲得應有尊嚴與保護。

（作者梁靜于╱聯合報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