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

擬定語文課程應兼顧現實需要與走向國際

　新修的高中國文課程暫行綱要，因為文言文比重降低，白話文與本土文學比重提高，中國文化基本教材也由必修改為選修，有人批評這種作法是「去中國化」，他們認為文言文比重應該維持在百分之六十，而且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應該維持必修。把降低文言文的比重，以及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列為選修視為「去中國化」，很明顯是意識形態在作祟。但新的課程綱要起草者的某些觀念，也犯了似是而非的偏差，同樣值得檢討。

　 文言文與白話文之爭不是始於今日，它在二十世紀初年便已出現。回顧這段歷史，對於澄清降低高中國文課程文言文比重的爭議不無啟示。一九一七年，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出不模仿古人等「八不主義」，後來胡適把八不主義總括為四點：一、要有話說，方才說話，二、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話怎麼說，就怎麼說，三、要說我自己的話，別說別人的話，四、是什麼時代的人，說什麼時代的話。胡適一再強調：死文字絕不能產出活文學，死文言絕不能產出活文學，他建議大家多讀模範的白話文學。

　 附議胡適的主張，陳獨秀進一步提出「文學革命論」，他高喊要推倒貴族文學、建設國民文學，推倒古典文學、建設寫實文學，推倒山林文學、建設社會文學。陳獨秀、胡適等人的主張，可以說是呼應民主時代的來臨，以大眾的通俗文化取代少數人獨享的上層文化，他們甚至還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事實上，白話文運動早在清代末期便登場了。據統計，清末的白話文報刊約有一四○份，白話文小說也有一千五百種以上。如果現在降低高中國文的文言文比重、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改為選修可稱為「去中國化」，那麼，中國人自己不是在一百多年前就開始「去中國化」了嗎？可見，這種充滿情緒的指責根本站不住腳。

　 揚棄深奧難懂的文言文，改用淺顯易懂的白話文，最大的意義是有利於普及教育。至於普及教育的重要性則在於，作為國家主人的平民百姓，都有學習知識的機會，有能力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不會像古代那樣，知識掌握在少數人手裡，廣大的民眾只能乖乖當被統治者。今天，台灣早已是民主國家，徹底落實白話文教育，讓全體國人接受現代知識，可謂天經地義之事，怎麼還有人對降低文言文比重如此仇視呢？過去，蔣氏政權為了爭中國正統地位，大搞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把學習文言文和中國文化教材當作政治運動，其實，這根本是與開化民智背道而馳，不足為訓。

　 高中國文課程暫行綱要引起爭議，其中一個因素是「國文」的稱呼，徒然給人意識形態的政治聯想。很簡單的一個問題：所謂的「國文」，到底是哪一「國」的「文」，光是這個問題就有得吵了。說難聽一點，如果把中國古代的文言文放進「國文」，不論比重有多少，這個「國」就跨過台灣海峽去了，合理嗎？當然不合理。因此，我們現行教育裡的「國語」、「國文」，實應改為「華語」、「華文」或「語文」才合理。在「華語」、「華文」或「語文」的概念下，呈現給學生的教材便可以語文的優美、通暢、普及為標準，不必刻意選擇或排除特定地區、族群或時間的作品，以免掉入另一種意識形態的框框。

　 語言與文字都是持續發展的文明產物，它們以約定俗成的規律不斷演變。所謂一定要學好文言文，才能寫得一手好白話文，完全忽略了語言與文字的成長與創意。以文言文為標準，來評價當前的語文狀況，等於規定孫子一定要跟曾祖父使用同樣的語文那樣荒誕。尤其是，許多文言文的作品，其中所隱含的封建思想，並不符合今天的民主精神，以之作為學生的教材實在有違教育宗旨。就此而論，學校課程裡的文言文全部改為白話文，也沒有什麼好大驚小怪，不是嗎？

　 高中國文課程暫行綱要起草者說：國文教學是協助學生生活在二十一世紀，此言甚是。不過，新的國文課程綱要，依舊以文學為主，這就令人不得不質疑，單單是文學為主的語文格式，能夠協助學生生活在二十一世紀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世界在上個世紀的科技時代，進展到這個世紀的資訊時代，語言與文字的環境都與以往大不相同，為什麼不讓學生從與時俱進的角度學習語文呢？試想，如果我們的年輕一代侷促於華人的傳統文學式語文，卻缺乏善於表達科學思辨、知識經濟、國際貿易、同步翻譯等所需要的全球化語文能力，他們將來如何在地球村時代有效溝通呢？比起爭論文言文的比重，這些問題恐怕更值得雙方平心靜氣想一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