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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訪/蔡素芬 整理記錄/田哲榮.吳憶偉
追尋民主的波西米亞人--王丹生活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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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與戰友(左:張伯笠,右:王超華)在洛杉磯加州大學 |
淡別過往印象
認識王丹最快的方法,或許是透過片段的歷史和零碎的詩文和新聞報導中,拼湊出他的圖像。散發知識份子芬芳的他,遊走在理性與感性間,王丹的身分是多重的,他是六四天安門事件中年輕的民運領袖;也是善感的詩人,提起筆就生出星、花、葉、雨、風、河、夢;現在則是美國哈佛大學歷史系博士班研究生。對大多數人而言,王丹像歷史上的傳奇,或是媒體方框裡面的報導,他與身處島嶼的我們,看似出自不同的成長經驗、文化氛圍、政經環境,但是,他的詩文卻散發著,我們不陌生的孤寂氣息。
因為腸胃病折騰而住院一週的王丹,明顯比照片來得消瘦憔悴,讓人聯想起天安門廣場上,為民主靜坐絕食的男孩王丹。當年,他只是廿一歲的大一男孩,如今,已經是經歷人生風霜的男人。回顧這段成長之路,王丹於1989年因「六四事件」被捕入獄,1993年出獄,1995年因發起「公民上書運動」再度被捕入獄,1996年被判處十一年徒刑,1998年以「保外就醫」名義赴美,此後定居波士頓,獲美國哈佛大學全額獎學金,就讀於歷史系。
十五個年頭的歲月奔流而過,如何沖積出他現在的生活?現在的他,怎樣看待人生?
談起在波士頓的生活近況,王丹露出一臉陶然的說:「現在是我一生中最滿足、最優閒的時候了,什麼都不用做,論文要等到七月份來台灣才開始寫。每天一起床就是找事做,看電影、運動,在家看租來的DVD,偶而和朋友相約吃吃飯。」實在找不到事情做的時候,當慣了學生的王丹,還是很反射性地跑到圖書館裡面讀書。王丹的眼界相當開闊,雖然身在美國,他仍透過北美的有線電視系統、網際網路、報章雜誌等等各種蒐集資訊的管道,零時差觀看台灣政治和社會的脈動。甚至對流行文化的動態,都關心、涉獵。令人難以想像的是,王丹也會租《薔薇之戀》之類的偶像劇回家觀賞,他還非常自豪的說:「我現在都混七年級耶!」可見得在嚴肅的政治和文學場域以外,王丹的心態依舊年輕!
想念家人 不想家
從一九九八年以「保外就醫」為由赴美後,王丹再沒有踏上過中國的土地。有家歸不得的無奈,化作他詩文創作中循環奔流的血液。他對家鄉故土的思念,不斷細胞分裂出傷感的作品,每每帶領讀者回到他居住了近三十年的北京城,走進他內心魂縈夢牽的領域。他在散文〈思鄉〉中寫道:「有時我會設想,等到終於可以回到中國大陸,回到北京的那一天,當我從北京機場走出來,乘出租車穿過長安街回家的時候,我也許會極不體面地嚎啕大哭。這時我就會有一種怪異的念頭:希望自己能早日那樣不體面一次。」
王丹想家嗎?他若有所思的回答:「有想家人的時候,但不會想家」。對一個被迫把家駝在背上到處漫遊的靈魂,想家或許太過虛幻,太過折磨,太過沉重,「我的鄉愁不是對於土地,北京實在離我太遙遠了,我現在反而對台北比北京熟。我的鄉愁是對我的青春的回憶,眷戀歲月,不是眷戀土地」。在作品中,可以看見他回憶自己童年,走在灑滿陽光的小街的情景;就讀北京第四十一中學時,同學情深的細膩描述;大學時期,在最缺少自由空氣的社會中,藉由北大呼吸到清新空氣的雀躍;在秦城監獄裡,那段苦讀自學的修行歲月。這些記憶,成為他生命中最具內在支撐性的基礎,形成了不可動搖的認同,演繹出追憶逝水年華的王丹。王丹,終究把他對家鄉的思念精心打包,封存在回憶的盒子裡。
革命 全因唯美
談起王丹,大家的印象總停留在民運鬥士的身分。對此,王丹喟嘆,「關於六四,我只覺得那是我青春中的一部分,別人卻覺得我的青春是那個的一部分」。雖然光華都已成往事,王丹追求民主的熱情卻絲毫未減。對於中國的政治發展,他始終懷抱著把共產黨擠出歷史舞台的理想。他清楚分析道,共產黨本身已經腐壞中空,只缺臨門一腳就可以徹底推倒。壓倒共產黨的最後一根稻草是什麼?他說:「很可能是經濟問題、失業問題。因為有些矛盾是經濟結構的矛盾,根本不可能改變。」他表示,中國的經濟狀況根本沒有大家預期的那麼好,中國經濟成長的亮眼數字,其實出於浮報虛報。若哪天中國真的垮了,最可能取而代之的是哪股力量?他認為,取而代之的可能是原本共產黨內部某些求變的人,結合外來力量形成新的北京勢力。對這樣的新未來,王丹感到期待和害怕,因為光想到內戰可能帶來的不安和混亂,就令人疲累。
會有這樣的感覺,或許是因為王丹參與過革命的緣故吧!說起當年參與六四民運的初衷,他給了一個非常特別的答案:「對革命,每個人有不同的切入角度,有的人從青春角度切入,像柴玲,就是年輕有激情。 像我,就是從唯美浪漫的角度切入。我是一個唯美主義的人,因為唯美浪漫思想,實在看不過當時政治的醜陋,所以才會想要去改變它。綜觀歷史,每次的革命都有一些詩人、藝術家加入,那些人肯定沒什麼政治野心,但他們因為對美的追求,所以願意獻身。革命中有一些東西一定是非政治的,不然不會吸引那麼多詩人、藝術家」。王丹說,推翻一個政權容易,困難的是改造社會。
如果革命成功了,王丹期許自己扮演怎樣的社會角色?「我期許從自己做起,改造社會。我唯有把自己做好、做正一點,那麼我就可以利用我的正面形象,推動一些社會原本不能接受的事情,因為我太正面了!」
王丹提到台灣總統大選後的紛紛擾擾,他希望這些亂象趕快度過,生活早日回歸正軌,台灣的民主政治要做榜樣,不能成為共產黨的負面宣傳題材。另外,談到在中正紀念堂前靜坐的大學生,王丹感慨很深。他認為,這些靜坐學生的訴求正當性不夠充足,若想要對當局造成壓力,想要再現野百合學運精神,起碼在人數上要集結千人以上。
可惜,當年六四並未開花結果,社會改造的抱負只能潛沉心底,無法實現。抑或因為這樣,我們才有機會遇見今日的詩人王丹。
老靈魂
有個偶像明星的夢
經歷過高低迭宕的人生路,王丹在散文中刻劃出滄桑和衰老的斑痕。即使現在他到了國外,自由卸去很多負擔,終於可以重新集結往日民運的戰友們。然而此刻,王丹卻明白了什麼最容易使人衰老—是今昔的對比。對王丹來說,生活不是革命,沒有那麼浪漫,沒有那麼戲劇性。這樣的感慨,在散文《那些戰友們》當中,尤其感覺深刻-「在生活中,革命者變得現實,步步為營地構造自己的人生計畫。我的那些戰友們,與我一樣,內心仍然留有濃得化不開的六四情結,但在生活中,不得不與現實為伍….一切似乎發生在一瞬間,我們沉醉,我們醒來,而世界已物換星移,我的戰友們,已經邁向中年。」
縱使王丹談論起革命仍然怦然心動,但是面對不得不的現實生活,飽受風霜的詩人靈魂,只能衰老。但是,詩人的童稚還沒有死絕。王丹八卦道他的明星夢,他說曾經在卅五歲以前,都還指望自己能夠有朝一日成為偶像明星。即使在過了三十五歲的今天,這個夢想都還存在吧!
王丹爆料,他被某大學的一位研究所女學生騷擾長達兩年,對方每天固定寄五、六封電子情書,每次在台灣公開的行程她都瞭若指掌,而且每場活動她總會到場,有一次還把王丹攔腰抱住,讓他嚇出一身冷汗,不堪其擾。看來王丹沒當成偶像明星,倒先陷入偶像明星特有的追星族惡夢。
移居美國六年,王丹藉詩句標示出自己「異鄉人」的社會位置,詩人的家畢竟是他的祖國。談起未來的人生規劃,王丹表示,現在還沒想那麼多,不過原則上會留在美國工作。他說:「可能會到洛杉磯去吧!我在美國東部六年實在住膩了,這裡的人都很忙碌,人與人的關係是比較疏離的。加州的氣候也比較好,一年之中出太陽的時候多,應該比較舒服。」不過,他仍以回到中國進行社會改革運動為第一志願。
回不去家鄉北京,又覺得美國是異鄉,王丹對於台灣懷抱怎樣的情感?王丹表示,每次回台北都帶著渡假的心情。台北的活力讓王丹重溫青春歲月,他在散文《說不清的台北》中寫道-「很少有一座城市像台北這樣富有文化氣息,首見是無處不在的傳統文化痕跡散發出歷史風情,其次是寬大明亮的現代書店及其豐實的圖書種類構築成學術環境。此外還有大街小巷文化演出的海報,和電視上大學教授的搶眼位置。作為一個學生,沒有什麼比這種知識氛圍更讓我感到親切的了」。
平淡家居生活
是美好的嚮往
每個人都有調劑生活的方法,有些人喜歡旅遊,有些人喜歡聽音樂、看電影。寫詩,就是王丹生活的調劑。寫詩,讓他內心得以平靜下來。詩,成了他與現實生活的緩衝地帶。對王丹而言,任何時空都需要寫詩寄情,不論在六四、在獄中、在自由美國的土地上。唯美主義的王丹生產的詩,注定帶有浪漫清淒的基因。李歐梵教授在詩集《我與深夜一起清醒》的序中指出,王丹的詩中看不到半點政治,也沒有太多激情,充其量是一種心情的流露,使人更了解王丹。
王丹的詩,大多時候像是對情人的呢喃絮語。像他這樣離鄉背井在外飄蕩,過久了孤獨的日子,會不會想要結婚自組家庭?王丹笑了,語氣輕盈地帶過:「家是很重要的,有機會我也會想組家庭」。感情生活一向低調,不願透露太多的王丹說:「我喜歡兩人平平淡淡過日子的那種感覺。在外面風風雨雨很鬧,回到家兩個人安安靜靜的,那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經歷過人生樂章的高低起伏抑揚頓挫之後,王丹更加睿智與成熟,對於不斷延伸的未來,王丹姿態優雅、自信從容地面對,現在的他只想過簡單的生活。在簡單的生活底下,王丹依舊保留了他的堅持,以及樂觀、豁達的人生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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