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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教育改革的一些省思
文：中央研究院院長 李遠哲
九、社會關懷的實踐
我在青少年時代有機會讀到一些俄國作家如屠格涅夫、托爾斯泰、普希金、高爾基等的創作，也讀了不少一九三○與四○年代中國作家的小說與政治、社會評論，這些文學家透過創作所表現的社會關懷令我動容不已。六○年代初期我負笈柏克萊加州大學，正好趕上風起雲湧的學生運動。柏克萊的學生得風氣之先，帶動美國校園的理性覺醒，這些學生既不為私利，也不為權力，只是為了追求比較合理而美好的政治、社會及文化秩序。我的柏克萊校友、現在中央研究院的同事王靖獻（楊牧）所長有一篇題為〈柏克萊精神〉的文章，清楚勾勒出當時柏克萊學生的社會關懷：「柏克萊的學生不但在本份的學術思想上做前導，喚起民眾；他們還關懷窮困的社區，為低收入的群眾請願，謀求合理的利潤分配；他們更抨擊資本家之任意營建大廈，吞噬都市的綠地；他們要阻止工業污水所造成的公害，要拯救日漸混淆的金山灣，保護大自然，也保護千千萬萬的生民。」六○年代的社會關懷，今天看起來非但不是洪水猛獸，而且是理所當然的事。改革從來就是艱鉅並且險阻重重的，但柏克萊學生的例子告訴我們，只要堅持以往，改革的理想不是沒有希望實現。也許再過些時候，我們會把常態編班、一綱多本、多元入學等教改措施視為理所當然的事。當然，如果我們一遇到困難就半途而廢，或者因噎廢食，而不思因勢利導，耐心化解困難，那就只好因循苟且，無所改作了。
有的同事常笑說我是位樂觀主義者。王靖獻所長在他的文章結束時也特別提到，「樂觀乃是柏克萊精神的真諦」。我不曉得自己的樂觀主義體現了多少柏克萊精神，但在柏克萊求學那幾年，我雖然埋首學業，但是對於校園內、外的學生運動、民權運動、女權運動、反戰運動等卻也不能無動於衷。從某個角度來看，我們這一代人都是廣義的六○年代的產物，都不免曾經感染上六○年代社會改革那種向上揚昇的樂觀氣氛。尤其是對那個年代的柏克萊學生，柏克萊精神在潛移默化中很自然就成為我們學術養成的一部分；而所謂柏克萊精神，再用王靖獻所長的話說，「即是結合學術研究和社會介入於一體的精神」。
去國三十二年，除了短暫幾年在哈佛大學和芝加哥大學渡過之外，有二十幾年之久我都棲留在柏克萊，我一方面忙於自己的教學與研究，一方面也參與了許多社區、大學、州政府、聯邦政府，乃至國際社群的諮議工作。這些諮議工作是我實踐社會關懷的一部分，有的至今仍未中斷。我在青少年時代的閱讀中所體會的社會關懷，在柏克萊獲得了印證。我相信我們潛心於自己的專業之餘，還是可以用一己的力量關懷社會，改善社會，使社會更為理想，更富公平正義。
我在民國八十三年初回國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教改是我回國後所參與的第一個規模較大的諮議性工作。八十五年十二月教改會解散之後，這份諮議工作就結束了。民國八十八年發生九二一震災，我應邀參加災後重建的顧問工作；八十九年大選之後，我受邀擔任跨黨派小組的召集人。回國十年，我就在不同時間，先後被動參與這幾個比較大型的諮議性工作。——我說被動，那是因為這些工作沒有一個是我主動去要來的。這些工作不是非我不可，但這些工作總得有人去做。我難道不知道這些工作千頭萬緒，可能治絲益棼，最後落得吃力不討好？這些工作都出現在社會發生巨變或面臨變革的時候，對任何人來說都是前所未有的經驗；我也不像某些人所想像的那樣，天真到不瞭解這些工作可能涉及的政治與利益糾葛，何況諮議的工作本來就成效難卜，也許言者諄諄，聽者藐藐，最後無疾而終。因此我也不是不曾猶豫。不過就像一位年輕同事告訴我的，心無所求，就去做了。
參與這些諮議工作只是延續我多年來的社會關懷，所不同的是，台灣是我出生、成長的地方，對這個社會總不免有一份難以割捨的感情與無法拋棄的責任。「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我在去國三十二年後回到台灣來，除了鄉愁，無非也想為我們的社會多盡點心力。如果我們的社會已經那麼美好，我回來就沒有多大意義，也許繼續專心奉獻科學，終老他鄉是個順理成章的選擇。這也不是出於偏狹的民族主義。多年來我支持第三世界科學院的工作，希望能協助改善第三世界的科學與教育；我也關心國際科學院的事務，曾經參與援助某些國家遭到迫害的科學家。我最心儀的是像居禮夫人這樣不計個人私利的科學家。這些年來奔走於許多國際性場合，我經常談論的是地球的能源與生態問題、教育的重要性，以及第三世界或發展中國家的自處與合作之道。因此我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說是位世界主義者
(cosmopolitan) 。我希望我們居住的世界變得更好，我更希望台灣變得更好。
就以參與跨黨派小組的工作來說，我也只是單純希望我們的社會變得更好。我難道不清楚台灣爾詐我虞、黨同伐異的政治文化？但眼看著政治光譜上統獨兩極，蜩螗沸羹，無日無之，社會撕裂，國力也因此虛耗，問題卻仍然無解，心有不忍，甚至心所謂危，我能不勉力接下這份本來就難以討好的工作？說實話，如果是容易討好的工作，又何必我來做？我總覺得黨派可以不同，立場可以互異，如果願意放開自己，竭誠溝通，拉近距離，說不定可以為台灣的未來發展，乃至兩岸糾葛數十年的爭議，找出一條各方可以接受的出路。其實政權起起落落，個人權位更是過眼雲煙，只有國家和人民才是久遠的。這是我心中所繫，有人卻笑我太過理想，太過天真。是嗎？一個人活著真的一定要那麼世故，那麼算計利害嗎？機關算盡，最後又剩下什麼？
至於教改，在皂白不分、幾經扭曲之下，世人早已難窺其原貌，我也不敢奢望這篇省思就能還其部分面目。這篇省思的目的不在辯解，我也只能就教改會的角色、功能及若干有關教改的建議略加申述與說明，讓大家稍能瞭解教改的最初構想與願景，是非是否會有公斷，我也不敢確定，只能留待時間與事實證明了。今天已經踐行的若干教改措施，七除八扣之後，其實與《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所描繪的遠景相去已有距離。若干已在實踐中的措施也不像有些人所抨擊的那麼不堪或一無是處；在執行的過程中若有不盡理想的地方，也不是不能修正或予以改善。社會觀念的調整、社會價值的改變是任何改革必須面對的最大挑戰，教改也不例外，我們只能以更大的耐心與決心去面對這些挑戰。
——九十三年三月於南港中央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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