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專論》媒體改革是選後的重要工作

文／盧世祥

　 台灣總統大選，是對於整個國家或社會的總檢驗，對政黨及政治人物如此，對新聞媒體亦然。以開票當晚而言，電子媒體在報導開票過程的灌票，出口民調的不知節制，新聞跑馬燈的濫用，事前儘管有閱聽人監督媒體聯盟呼籲電視台自律，以免影響社會情緒或干擾開票結果，事實上卻如緣木求魚。整體而言，新聞界在這次激烈的選戰中表現諸多荒腔走板，公信力進一步下降，從而，媒體改革應列為台灣社會改革的重要工作。

　 媒體做為社會公器，在選戰中應善盡守門人的角色，平實而完整地報導事實，積極服務閱聽人，提供公眾耳聰目明所需選舉資訊，以利其作明智抉擇。為了善盡公器之責，媒體在處理大選相關新聞時，允宜做負責任的旁觀者，不能介入政治。

　 回顧選戰活動期間，新聞界的確相當努力。新聞機構做為公眾的耳目，報導選舉相關資訊，分析選情，調查民意，提供公眾意見交流園地，促成並主辦總統候選人辯論，且將開票過程、結果及爭議迅速告知公眾，許多新聞從業員服務公眾不遺餘力。

　 不過，這場勢均力敵的選戰，演變成雙方相互攻訐、彼此侮慢的權力競逐，負面競選策略大行其道，乃至於引起支持者激情對立，政黨及政治人物固要負最大的責任，設若新聞媒體能信守專業倫理，善盡社會公器之責，政治惡鬥應不致發展至此。

　 具體言之，許多媒體不論掌握角色分寸或處理新聞，表現了諸多悖離新聞倫理的作為。以角色而言，媒體為了善盡報導事實的基本職責，理應與政黨及政治人物保持距離，不做候選人或有心者的傳聲筒，新聞從業員亦不應成為意識形態或政治立場的奴隸。冷靜旁觀選情，原是專業處理新聞一切的根本。

　 然而在實務上，我們的媒體與政治之間，迄今關係難以釐清。不同的是，在昔日的威權時代，媒體是列寧黨統治的工具，為統治者的幫凶及幫閒。如今，自一九八八年報禁解除以來的民主開放時代，取得新聞自由的媒體反而由於意識形態、政治立場或不重倫理，積極介入政治，甚或與政治人物掛鉤。

　 於是，選戰期間，出現媒體主管強加政治立場於編採人員，引發辭職風波的案例。我們也看到，政治人物參與新聞談話性節目，政媒兩棲，備受爭議，而兩棲動物且利用媒體為單一競選陣營幫腔。甚至有所謂大報，新聞取捨獨厚單一陣營，政治立場從言論部門蔓延新聞版面，因而被指為政治宣傳單。凡此種種，都凸顯媒體與政治的糾葛不清，而這正是經常以「第四權」自居的新聞界，要善盡忠實報導者及監督者的最大障礙。

　 新聞界不僅角色分寸逾矩，選戰期間若干媒體表現的新聞處理基本技能、判斷及新聞價值取捨，也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而陳由豪案是其中之尤。陳是通緝要犯，債留台灣、掏空金融的毫無誠信之人，卻從二月間不斷爆料，直指陳水扁總統收受其政治獻金。許多新聞機構，尤其是電子媒體，對於這些基本事實視而不見，亦不問收受政治獻金有無違法及政商勾結情事，卻對通緝犯的指控照單全收，而且視同重要新聞人物，同步全程轉播其記者會，讓通緝犯「先講先贏」。同時，閱聽大眾也看到某些文字媒體，或由華府特派員專訪通緝犯，且在同一天刊出當事人委刊的揭發攻訐廣告，如此編務與業務不分，究竟是「刊廣告、送專訪」抑或「做專訪、配廣告」，令人質疑。至於處理陳由豪新聞，不署名、無查證、未平衡，聳動而不實，亦比比皆是，同樣令人不知其專業精神何在。

　 這種不講求專業倫理的結果，反映在新聞界基本新聞能力的沈淪。投票前一週，國親陣營有三一三造勢活動，對於參加人數的報導，大部分媒體都對主辦單位宣稱的人數全盤照登，唯獨英文《台北時報》（Taipei Times）在引述主其事者數字的同時，加上「確切人數難以查核，因為警方不願提供評估數字」。報導集會遊行新聞，人數估計原係新聞處理的ＡＢＣ，如今卻只有《台北時報》遵守，「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常識而成媒體中的鳳毛麟角，豈能令人對當今新聞界的基本職能無歎？

　 整體而言，新聞媒體不重倫理，專業水準向下沈淪，已導致近年在民調中與政黨惡鬥同被視為社會亂源。這次激烈選戰中，媒體的許多表現再度讓這些公信力淪喪。閱聽人不但在每天熱鬧的新聞中愈來愈看不清楚事實真相，即使測量民意的民調，亦由於愈來愈高的拒訪率而使其可信度明顯降低。這次選戰中，負面文宣大行其道，雙方惡言相向，而許多公共政策討論未受應有重視，候選人的主張未受應有檢視，相關政黨及政治人物固然難辭其咎，不守新聞倫理的媒體也不免是推波助瀾的幫凶。

　 由於媒體未能善盡旁觀者的角色，公信力向下沈淪，新聞難以相信，台灣逐漸步向「信者恆信」的社會，信仰或立場超越是非，對立因之難以避免。關心台灣社會健全發展的有志之士，對於這種現象不能視而不見，必須有所作為，而透過媒體改革提升公信力，應是其間的重要工作。
 （作者盧世祥是資深新聞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