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社論

有烏青才敢大聲

謝志偉 東吳大學德文系教授

　傳說早年在美國有很長一段時間，許多黑人由於從小就被奴役而時時生活在恐懼的情境裡，驚恐之餘，竟由於不時看到鏡中嚇到全身發白的自己，而一度誤以為自己也是白人。直到二十世紀六○年代末期，黑權伴著人權，終於喊出震撼世人的「黑就是美！」（Black is beautiful!）。自此，黑人終於掙脫認同白人的陰影，從而開始活出自己，雖然至今待努力處猶多。

　 依循前述，看看台灣過去五十年的國民黨獨裁統治史，想想從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接下來長達二、三十年的白色恐怖，直到一九八○年代的林宅血案及陳文成命案，或許吾人亦可說，至今仍有許多台灣人將身上受迫害所殘留的「烏青印記」誤認為「泛藍胎記」而沾沾自喜於其「中國」成分。那麼，一旦有人大聲點出「那是人為的烏青，而非天生的泛藍」時，這些「假中國人」以及迫害者的餘孽當然就難免渾身不自在了。

　 我這裡所稱的「烏青印記」並不必然是「個別命運」，而主要指的是這塊土地上幾代人的「受迫害共同記憶」，這些共同記憶在黨國一體壓台灣的年代裡以不同的形式四處流竄、逃隱、彎腰、駝背、掩面、易形、變裝、低聲、細語、伺機、傳遞，直至被硬烙上的「泛藍」終被掀掉，蒙塵已久的「烏青」終被顯示，人們的疼痛與憤怒才終於可以發聲了，而一旦發聲，其沛然莫之能禦的力道可想而知，「有烏青才敢大聲」之故在此！解嚴後，國親新三黨節節敗退之因在此！

　 然而，餓死的駱駝比馬大，「泛藍」既然能壓蓋「烏青」半世紀之久，當然不會輕易認輸，更別說認罪了。日前親民黨兄妹檔立委李慶華和李慶安兩人前後以近乎抓狂的姿態企圖羞辱歷史學者杜正勝部長，宣稱不承認這個「偽」政府的「偽」部長，正是一例。

　 很多人都在問，杜部長先前以學者的身分提供台灣另類角度的地圖和呼籲以同心圓的觀念來看台灣史的動作，有這麼嚴重嗎？我認為，當然有的。因為，毫無疑問，另類角度看台灣地圖、看台灣歷史將會引發另類角度看台灣文學、看台灣教育、看台灣文化、看台灣過去、看台灣未來的連鎖反應，而這些都必然會引出「去泛藍、顯烏青」的結果，這才是李氏兄妹所代表的親中反台心態所真正害怕的。簡言之，星星台灣火就將急急燎中原，焉能不怕？我們再問，剛毅到幾近木訥的學者部長杜正勝哪來的勇氣（或曰「正氣」），敢不卑不亢、嚴陣以待地回應李氏兄妹的挑釁和羞辱。答案絕不是某些自認聰明者所說的「白目膽敢扮黑臉」，而正是「有烏青才敢大聲」的自然反應。

　 當我們換個角度看台灣地圖時，不也意味著，看到台灣近五十年來被「泛藍」外來政權統治的結果就是歷史和政治的滿目瘡痍及烏青遍身？歷史、政治如此，從文學的角度來看，何嘗不是如此？國民黨的「國語文教育」不一直都是在將這塊土地上人民身上的「受難烏青」裝飾成「受洗泛藍」？！

　 接觸過任一外國文學史後，我們都會注意到，在台灣，中國文學史是以「朝代的文類」來編定的，如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等，而外國文學史，以德國為例，則是以「時代的思潮」來當指標的，如人文主義、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思潮、理性主義、古典主義、狂飆時期、浪漫主義、寫實主義等。兩相比較之下，不難確認，德國的文學史必然與其文化史、思想史、政治史和社會史有極為密切的關聯。也因此，在二次戰後的德國，其所有上過「國文課」的學生對「文學」的認識必然與在那塊土地上所發生過的歷史、社會和政治事件或思潮緊密結合，是以，他們在文學閱讀過程裡所體認到的美學經驗中，純粹的「文字之美」、「意境之雅」或「結構之嚴」非屬前餐，即為點心，真正的主菜乃是透過培養「批判意識」所建構出來的閱讀快感│從文學作品中習慣面對「不同價值觀的衝突」、學習憐憫「角色的不幸遭遇」、深度了解「作者的人道關懷」、培養傾聽「對不公不義之控訴」。簡而言之，透過文學閱讀之訓練來養成青年學子的政治敏感度以作為「批判意識」之基礎，是德國學童的「國文課」之重要教育目標，例如以下布雷希特（B. Brecht, 1898-1956）於一九三八年寫的一首短詩就是德國高中一年級以後的國文教材，其背景則是希特勒自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起公開燒毀所有不合納粹政權口味之書籍的歷史事件：

　 焚書

　 當政權下令公開銷毀有害的書籍時

　 來自各地的牛車一拖拉庫一拖拉庫

　 滿載著書籍運往柴火堆去準備燒毀

　 某個逃亡中的一流作家細讀黑名單

　 驚訝地發現他的名字居然被漏掉了

　 怒不可遏地馬上給當權者寫了封信

　 抗議他們漏掉他而要求燒掉他的書

　 理由是他在書裡頭向來都是寫真話

　 如今當權者待他卻彷彿他是說謊者

　 所以他命令當權者立刻燒毀他的書

　 不消說，讀這首諷刺詩，必然指涉到文學與歷史及政治的關係，而這也是該詩被選為教材的主要原因之一！回過頭來看，泛國民黨過去半個世紀以來在台灣所進行的「國語文教育」之目標卻正在於透過「政治運作」進行全面性地去政治化：第一個步驟就是完全排除「台灣文學史」的可能，不但日據時代的作家被完全漠視，彷彿呂赫若、賴和、張文環、吳濁流等人是完全不曾存在過，甚至至今依然筆耕不斷的鄭清文、李喬、鍾肇政等人的作品在國民黨主政的時代裡，根本進不了國家教育體制內的文學殿堂。他們處心積慮地連根拆散這塊土地與其文學的關聯，目的正是要將土地與人民身上的「台灣烏青」假飾為「中國泛藍」。

　 試想，台灣的學子若有機會讀到呂赫若（1914-1951）的短篇小說〈月光光〉，看到台灣人房東只肯將房子租給只講日語的台灣人而逼使莊姓主角（諧音暗指假「裝」的裝？）命令其不會講日語的小孩和母親竟日待在家裡，我們會作何想？再讀到，小孩耐不住無聊，到院子裡玩耍，不小心說出台灣話而遭房東大聲斥喝後，嚇得跑回家裡，以免露出馬腳的窘境，我們能不聯想到國民黨接替日本人統治台灣直到宋楚瑜當新聞局局長仍在禁止方言的年代？再讀到小孩的阿嬤由於不忍乖孫被關在屋裡而終於對著其實也是滿腹委屈的兒子說：「我們是要在此永住的…我們是台灣人，台灣人若老不可說台灣話，要怎樣過日子呢？」我們會不察覺到，身上的「中國泛藍胎記」原來是「台灣烏青印記」嗎？讀此小說，能不兼讀台灣史嗎？而設若，我們、我們的上一代、我們的下一代都讀了台灣文學和台灣史，今天的國親還敢如此囂張嗎？舉德國的國文教科書之有來對比台灣國文教科書之無，目的在此一問。多言無益，有詩為證：

　 獨裁政權真野蠻，清了再洗有夠殘

　 烏青本將記心寒，竟被裝飾成泛藍

　 嚴禁回憶嚴禁談，犯禁嚇得腿痙攣

　 一朝蒙塵被掃完，嗆聲嗆到他翻盤

　 （作者謝志偉，東吳大學德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