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訊總統出庭作證開司法之惡例

　 偵辦花蓮縣長補選「頭目津貼案」的花蓮地檢署檢察官李子春以證人身分傳喚陳水扁總統出庭，昨日陳總統準時抵達花蓮應訊，並堅持一般國民待遇，在無隨扈保護，只有總統府公共事務室主任黃志芳的陪同，步行約二百公尺進入花蓮地檢署第一偵查庭報到，進入偵查庭後先向檢察官李子春鞠躬，並且站著應訊二個半小時，完成我國司法史上現任總統出庭應訊的首例。花蓮地檢署檢察官李子春傳訊國家元首之舉，不僅為我國司法史的創舉，亦為世所罕見的案例，而陳總統尊重司法的風範，固然使此一爭議平穩渡過，並未引發社會的激情對立，然則此種創舉卻已創下司法惡例，不足為訓，徒然製造出一齣司法鬧劇。

　 自李子春檢察官傳喚陳水扁總統一事傳出後，各界譁然，紛從各種層面質疑此案之不當，包括法理精神、公共政策、檢察一體、國家元首安全、社會成本等，幾可謂認定此案存有瑕疵者，乃是社會各界人士的共識。遺憾的是，儘管多數國人皆曰不可，卻無法阻止此一鬧劇的發生。李子春檢察官與陳總統皆為法律人出身，然則李檢察官未能接納法學界的專業見解，對外界批評一再以「包容、感恩」等宗教用語而非法學用語輕率回應，一意孤行，擴張職權，遂使此一惡例之創始終於不可避免；而陳總統固然表現出尊重司法的精神，但此案之爭議焦點並非在於陳水扁個人，而在於總統的角色，因此陳總統個人之守法精神，縱可為社會所稱道，但總統之角色、職責與尊嚴，卻因此一出庭之先例，從此置於備受繁瑣之司法偵查糾纏的堪慮狀態，致而影響國家大政的治理。

　 坦言之，吾人之所以視此案為一鬧劇，乃是本案起始之「頭目津貼」，純屬一種選舉政見，也就是公共政策，是可供公眾討論的議題，候選人當然可以納為政見以爭取選民的支持，何來期約賄選之有？其他各式各樣的福利津貼，亦應作如是觀。豈可因為少數人的檢舉而展開一番煞有其事的偵查工作？檢察官若普遍持有這種不食人間煙火的心態，不了解台灣的選舉生態與文化，大多數候選人恐有淪為階下囚之虞。尤有甚者，檢察官更將此一涉及地方行政首長選舉的政見決策權，延伸到黨中央，不僅傳訊遍及黨務、助選高層人員，更將兼任黨主席的國家元首列為證人予以傳喚，難免引起外界「無限上綱」、「株連九族」，企圖將特定政黨一網打盡的聯想。換言之，偵辦頭目津貼案已是笑話，而辦到傳喚總統的地步，更淪為一齣令人不堪入目的黑色鬧劇。

　 事實上，即使檢察官認為頭目津貼一案有偵辦的必要，亦不能傳喚總統出庭作證。雖然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六條之一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問何人，於他人之案件，有為證人之義務。」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二條亦規定：「除法律別有規定外，不問何人，於他人之訴訟，有為證人之義務。」總統並未被排除作為證人出庭之義務。然則，憲法第五十二條規定：「總統除犯內亂、外患罪外，非經罷免或解職，不受刑事上之訴究。」亦即總統擁有刑事豁免權。依法理推論，總統作為被告都擁有憲法賦予之刑事豁免權，而免於出庭，而位階遠不及憲法的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豈能以證人之由課總統以出庭應訊之義務？因此，總統之應免於出庭作證之義務，顯為不辯自明的道理。而對於花蓮地檢署檢察官這種濫權行為，依「檢察一體」原則，該署檢察長、台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檢察署檢察長、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都應本於指揮監督之職責，予以制止；如其不從，則應命令將該案件移轉其他檢察官處理，或由檢察首長親自處理。孰料，各級檢察首長或許顧慮問題之敏感，竟未能當機立斷，阻止總統之遭傳訊，以致立下憲政惡例，實難辭其咎。

　 而李子春檢察官傳喚總統到庭，已屬不當，更進而以偵查不公開為由，禁止總統隨扈入庭，更是無視元首人身安全的粗率作法。誠如司改會執行長林靜萍所稱，「偵查不公開」不能無限上綱，總統安全應由專業人員處理，否則法警負責國家元首安全若出現問題，這是「非常嚴重的過失」。尤其，台灣社會的政治對立，有些涉及族群、認同與意識形態，不免存在少數行為難測的激進份子，萬一這些人藉著總統出庭機會滋事，危及元首的安全，恐將引起政局動盪，後果不堪設想。事實上，如果總統隨扈有洩密之虞，檢察官亦可依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條洩密罪處理，所以，此次花蓮地檢署不准元首隨扈入庭保護其人身安全，而以經驗、專業能力遠遠不及的法警代替，絕非負責任的作法。

　 總統尊重司法，本屬民主國家元首之義務，但此次總統遭檢察官傳喚出庭作證的首例，卻因上述種種可議的瑕疵，未能譜出司法佳話，反而成了讓社會付出重大成本的負面教材。哲人如是說：錯誤的事情，第一次發生是鬧劇，第二次發生就是悲劇。如今，我們檢討反省此一案件，必須跳出個人行為規範、政黨對立的範疇，將之定位在「政治與司法」、「總統與司法」的制度之爭，才能探究出一套更為完善的法律規範，以避免後人重蹈覆轍，再生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