婦女、人口與生育

■劉仲冬

近來台灣人口老化與「少子」問題引起社會各界關注。依據資料，一九八二年我國新生兒總數為四十一萬人，到去年僅剩二十一萬，下降幅度達到一半。一九五一年時，每位婦女平均生育七個小孩，到了去年，下降為一點二個，已成為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國家之一。面對人口問題，因為無法減少老年人口，所以只有設法增加出生。內政部擬修改人口政策，祭出多項鼓勵生育措施，遊說宣導婦女增加生產。

國家常會因為其本身的社會、經濟及政治目的，制定鼓勵或限制生育的政策，而女性因為很少參與國家政策制定，使得其生育健康需求常被忽略。

回顧過去生育控制運動、優生保健法的制定，以及目前修法的過程，可以發現：生育控制及人口政策的訂定，不但婦女缺席無聲，而且執行的過程粗暴。當年參與制育工作的討論者，包括國家大員、軍政領袖、宗教團體…就是沒有要生孩子的婦女。討論的內容自經濟發展、反共復國到種族絕滅都有，就是沒有婦女的健康與福祉。爭端最後在當時的最高決策者示意下平息，生育控制隨即如火如荼展開。

如今已經浮上檯面的生殖醫療化問題 - 墮胎、剖腹產、子宮切除等，說穿了即是醫療對女性身體蠻橫運作的結果，與早期的樂普計畫，不能說沒有關係。生育控制運動落幕，並沒有留下足夠的研究資料，對於事後的長期追蹤，甚至與目前不孕的影響如何，都不知道。

民國七十三年，因為出生率下降不如預期，並經過當時的蔣經國總統指示通過優生保健法。優生保健法的通過雖然有女性運動者參與支持，但是被聽進去的╱被轉化出來的聲音，仍是父權式的：「已婚婦女，經配偶同意」以及「無知少女被強姦、誘姦可以在法定監護人的同意下」墮胎。

如今因為出生減少、生產力下降、經濟蕭條、人口老化，又興起修法之念，企圖偷偷將墮胎條件緊縮，不但墮胎前需經過輔導確認，並增加「思考期」等。

我們期待的當代文明社會，應當是一個能滿足人們「自我發現的渴望，個人生活意義的追求…發展個體性，確立自我意識…把人當作人看，而不是社會政策的對象，或者政治政策的工具」的社會。然而，回顧我們人口政策的重大決定，真可以總括的說「生與不生半點由不得女人」，國家需要兵的時候，就叫女人生聚教訓努力生產，擔心經濟發展被出生率吃掉的時候就鼓勵女人避孕，這跟要傳宗接代就叫女人生男，食指浩繁妝奩昂貴就墮胎溺女，有甚麼不同。

據說這次的重點遊說對象名單上，女性主義者赫然在目。女人不生或少生孩子，是工業革命以後的趨勢，與女性主義運動的關聯性本來就不大。女性主義者要求改革的是為人母者的處境，而非摒棄母職。刻板印象以為女性主義者都是不結婚或拒絕生養孩子的女人，事實上，正如柏妮斯．E．洛特所說：相信女權的人更會將生兒育女視為一種創造性的珍貴活動，因為她們不願意錯失做母親的元初經驗。筆者個人認為「生兒育女過去被認為是女人的義務，現在應當是女性的權利」。權利與義務的差異在女人是否有權選擇要不要生養孩子，也就是掌控自己的身體。倡導避孕的先驅瑪格麗特．桑格說：「不能擁有、控制自己身體的女人算不上自由。」（Lisle 2001:28）如果女人連最基本的自己的身體都無權處置，其他所有一切都是空談。女性主義支持「選擇」，因此如果女人選擇不成為母親，也不至於失去尊嚴及做為完整女人的「身分主體」。至於台灣女人為什麼選擇放棄母職，應當檢討的是我們社會，不是女性同胞。

（作者劉仲冬╱國防醫學院醫療社會學教授、澄社社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