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能不憂？寧能不言？--對德士與李永明雅教的回應

■陳長文

得蒙德士「新五族共和」（自由廣場，十一月二十三日）與李永明「什麼是台灣文化？」（自由廣場，十一月二十四日）雅教，對筆者於十一月十八日的投書表示了一些或同或不同的意見。這正是台灣可愛之處，有個可以交換意見的討論平台。

有些表面上「不同」的意見，筆者甚至認為，其實也未必真的不同。就如李永明用「中華文化」來形容我所說的「中國文化」，若我們對這用詞不同的文化指的是實質上相同的事情，那麼從文理看來，李永明似也同意即便台灣要追求政治上的獨立，無須也不必去「中華文化」。那很好，除了用詞不同，這也正是筆者的用意。所以，對於李永明最後的提問，無須借宗教之喻回答（筆者既非基督徒，也非佛教徒，但亦不能算是無神論者），我的答案是，「也許」我對，你也對。而之所以用「也許」，是因為若依德士對不論「中國」或「中華」文化都持負面評價的觀感來看，可能的答案就會變成，我錯，你也錯。

德士的評論部分，除了「走了龍應台，來了陳長文」一語，將二人並列，是以筆者為負例貶龍應台，還是以龍應台為正例褒筆者？筆者無以揣度外，我倒是覺得，德士喜歡李後主、趙子龍這二位古代「中國人」，那很好，畢竟人與人之間有共通處總是件好事，讓「異中求同」因此賦予了可能性，而這正是人與人和平相處的基礎。至於其他對中國文化負性評價，一則，好青菜或厭蘿蔔難言是非；二則，以今非古總是比較容易的事，真要論斷，不只是中國文化，西方文化的源脈中也未嘗沒有許多非今日價值觀所能接受的事例。三則，歷史沒有重來的條件可能，你的評價或我的評價也無重新驗證的機會；四則，就如同，我們不會挑剔希臘史詩中所載阿波羅降下的九天箭雨能否證明，而貶抑荷馬創作《伊利亞特》的文化價值，去計較關公刮骨、割股餵親的真實性，未必是欣賞《三國演義》、閱讀《二十四孝》的重心。

不過，德士倒是說到了一個重點，指陳了高舉中國民族主義、以中國文化自負的危險性。但人之失，正是己之鑑，豈可鑑而效之？如果住在台灣的你我，總是輕易地把中國「人」以「番」稱之，任為損貶苛謫。當我們伸出一指，指人為「番」的同時，是否也應稍有愧慚地想想，餘彎的四指究又指誰為「番」呢？

愛因斯坦嘗言：民族主義只是一種嬰兒病。這句話不僅對中國民族主義適用，也對台灣民族主義適用。當我們正當化自己的民族情感以蔑視其他人的民族情感的同時，又有什麼資格要求其他人不可以用他們的民族情感來蔑視自己的民族情感？

最近在審查筆者所指導的研究生的論文時，在他的論文中提到了同樣的觀點：「當雙方都認為自己才是天生有理的，沒得商量的時候，特別是衍生自『中國民族主義』的『愛國（中國）心』與衍生自『台灣民族主義』的『愛國（台灣）心』對撞時，就只剩下一條路可以決解問題，那就是叢林法則下的暴力解決。但這會是文明人類所希望見到的事情嗎？」當兩岸人民、政府不停地鼓動對彼此的仇恨與蔑視，而一步步地走向劍拔弩張的境地，本著我對台灣安居五十餘年的情感與依戀，寧能不憂？寧能不言？

或有人會說：「非吾不友善，是對岸對我們不友善。」就此說法的前半段言，筆者頗疑，我們真的沒有「不友善」嗎？縱然退步言，千錯萬錯都是對岸「單向式」不友善的錯，那我們至少也應該負起「智慧不夠」的責任。筆者不只一次地呼籲大家體認「大國以力，小國以智」的現實。縱然「不友善」存在，對「小國」來說，也只能將之當作一種必須扭轉或試圖削弱的挑戰，怎能意氣用事地去強化這樣的不友善呢？

其實，如果大家真的能冷靜地把情緒排除掉看問題，恐怕會發現，即便要追求台灣獨立，割裂、仇恨中國也是不智之舉。因為，台灣要和平獨立，只有一個可能性，就是中國民主化並進步成為一個具有包容能力、超脫民族主義政體。否則，台灣獨立和戰爭終將難脫等義詞的宿命，筆者還是要強調，台灣獨立沒什麼不對，即便我在情感上並不喜歡，但這「沒什麼不對」值得我們此時此刻面對足以毀頹家園的戰爭，傾棄一切去交換嗎？

（作者陳長文╱法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