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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極權專制政體不可能支撐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香港“一國兩制”的神話終於宣告破滅！
中國與英國協議將香港交還中國並實施「一國兩制」，在中國人大常委會日前對香港基本法附件作出釋法案後，終於正式失敗了。在人大常委會通過的這項釋法案中，規定二○○七年香港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雖可以修改，但「中央政府」對於有關修改權擁有最終決定權。此舉顯示香港民眾要求在二○○七年普選特首與二○○八年立法會全面普選的訴求，已遭中國強力否決，不僅阻斷香港的民主化之路，更意味著中國已透過人大釋法的手法破壞香港的自治，「一國」逐漸壓垮「兩制」，「一國兩制」的神話宣告破滅。中國專制裁獨者不惜扯下一國兩制的假面具，企圖全面撲滅在香港社會燃起的民主與自治的烈火。
一國兩制是鄧小平在中英香港主權談判時的政治發明，其核心構想為香港在主權移交中國後，依然可以保有現有的政經制度不變，也就是香港依然實施自由經濟，以及剛萌芽的民主制度與自由的生活方式，亦即「五十年不變」、「馬照跑、舞照跳」、「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一國兩制不僅用於安撫主權移交前香港浮動的人心，也是中國對國際社會的一種保證。所以，一國兩制的構想，不但在解決香港與中國制度上的落差，企圖讓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河水不犯井水」，更是對台灣統戰的一個櫥窗。
然而，一國兩制實施六年多以來，卻證明無法符合日益高漲的香港民主化需求，而這種民主潮流更嚴重挑戰與牴觸中國專制統治的本質，致而引發兩制之間的矛盾摩擦，中共政權終於按捺不住，以一國打壓兩制，露出獨裁的真面目。事實上，香港民主進程與中國統治權的矛盾，在主權移交前就已爆發。當時的港督彭定康有意加快香港民主化的腳步，卻遭到中國的嚴厲抨擊與反對，甚至斥之為「千古罪人」。主權移交之後，香港的民主進程遲緩，特首實質上是由北京欽點人選，而立法會直到今年九月的選舉，仍只有一半席次由直選產生，另一半則由北京的手所操控。因此，即使民主黨派如去年底區議會選舉般獲得大勝，也無法成為議會多數。在此情況下，香港民主化的呼聲高漲，二○○七年特首直選、二○○八年全面普選立法會議員，便成為香港民意的主流。去年七月一日的反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國安條款立法的大遊行，吸引五十萬香港人的參加，而最近香港中文大學的民意調查也顯示，經過北京半年來的「愛國」宣傳與恫嚇，支持二○○七年普選特首的港人仍有六成之多。由此可見香港的民主潮流已不可阻擋。
中國一方面眼見香港民主列車升火待發，一方面也了解一國兩制對台灣人民沒有吸引力，維持一國兩制的櫥窗似乎已不再重要。更由於香港不僅不能成為台灣的示範，反而受到台灣民主的影響，不是台灣香港化而是香港台灣化，因此中國的當務之急便以穩住香港局勢，澆息香港的民主火苗為重了。正如香港信報社論所稱，陳水扁繼續執政四年，是導致北京收緊香港民主發展的原因之一。它說，由於陳水扁政府將會按計畫進行制憲公投，因此導致北京要先「安內」，即穩住香港的政局，然後才「攘外」，對抗台獨攻勢。也就是說，台灣愈民主，台灣意識愈抬頭，中國更會施展鐵腕扼殺香港民主，以避免香港民主蔓延中國內地，造成中共政權的崩潰。
中國以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附件釋法的方式，展現了它對香港政制發展的最終決定權，也嚴厲否定了要求特首直選與立法會全面普選的香港民意。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附件二第三條分別規定二○○七年以後各任行政長官與香港立法會議員的產生辦法如需修改，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或備案。但人大常委會的釋法，卻將修法方向改成先由行政長官向中央政府提出報告，而且有關修改必須符合循序漸進原則及香港的實際狀況。如此一來，北京不但擁有修法的啟動權，更具有最終決定權，香港民意便只能仰體北京的鼻息，民主之花必然凋零。
易言之，中國人大常委會形式上雖然只是釋法，卻是實質修改基本法的條文，利用法律程序達成政治目的。誠如立法會民主派代表李柱銘所言，釋法惡例一開，只要中國高興，將來隨時可以按照它的意思，來解釋基本法，這表示香港目前享有的自由，隨時有可能被剝奪。一九八四年中英香港主權談判時，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質疑，「一個極權專制的政體，不可能支撐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早已為一國兩制的失敗蓋棺論定。香港陷在一國兩制牢籠的悲慘教訓，正好印證台灣走自己的路，是站在歷史正確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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