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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盲目對外投資就是鎖國主義？----經濟自由化並非政府絕對不能干預市場
我國以往是由黨國控制大量的經濟活動，因而造成許多嚴重的傷害，因此二十年來經濟自由化已成為普遍認為該努力的方向。然而近幾年自由化的原則卻變成一種僵化的教條，甚至有人把自由化無限上綱，用來反對各種合理或值得深入討論的政府干預政策。最近德國總理施若德和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凱瑞有關產業外移問題的主張，可以讓國人再來省思相關的政策，以及深入思考盲目自由化是否恰當的問題。
德國總理施若德嚴詞批評說，在德國國內失業率高達十一％之際，企業界尤其是高科技產業把成千上萬的工作移到海外，是不愛國的行為。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凱瑞則說，把就業機會移到海外的跨國企業執行長，就像是國家叛將一樣。這樣的講法若出現在我國，則不只會被某些媒體和學者批評為反自由化、保守、甚至意識形態治國，認為他們講的有道理的人民，也會指責他們不必講得那麼極端。然而在經濟學和民主政治都遠比我國發達的先進國家，竟有高層政治領袖提出這種言論，我們實在應該虛心檢討：那些主張無限自由放任經濟政策的人士真的懂經濟嗎？那些不願據理批評企業界的人士是否太過於鄉愿？
其實對經濟學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經濟學並非主張自由放任才是最好的政策，大部分時間都在研究當各種不同的市場失靈時，政府可以或應該採行的政策。那些反對政府干預的人士，只是想拿經濟學理論支持自己出於其他理由的推理。政府該不該干預企業對外投資行為，應該由市場失靈的角度做深入的分析，也就是要看這些行為是否對國家人民造成一些不是由企業自己負擔的成本，以及政府若加以干預時可能引起的代價，才能具體主張政府該不該和如何干預，而非盲目地反對任何干預，或任意干預。
近十多年由於大批開發中國家積極加入國際競爭，大量低工資的人力成為企業到開發中國家投資的主要誘因，形成了企業對外投資卻造成國內失業率高漲的現象。然而降低失業和救濟失業者的各種政策成本不是由這些外移的企業負擔，而是由全民來負擔。這就是一個值得政府採取對策的市場失靈問題。可惜很多人只看到企業的利益和企業的自由，竟忽略了企業自由可能帶給全民的成本，進而盲目反對政府對企業的任何規範。
再就企業本身來看，許多企業經營者其實並不是用自己的錢在經營，而是用股東的錢、銀行借來的錢，亦即社會大眾的錢在經營。控制企業經營權的人士及大股東不只是得到最大部分的利益，企業經營失敗時他們也只負擔有限責任，而把很多損失丟給債權人和全社會。因此企業經營者和大股東的決策與全體股東及債權人的利益並不一致，更不見得和全民的利益一致。這是經濟學中另一種市場失靈現象，也就是所謂「代理人」問題。這個問題在企業對外投資時變得更為嚴重，因為企業在國外的活動很難被政府、股東，以及債權人監督，企業在國外的損失很可能是國家整體的損失，而不只是本國人之間的利益重分配而已。
面對企業對外投資所造成的社會成本，政府即使無法詳加規範，至少也應該要除去本國不當獎勵對外投資的政策，並要求外國拿掉不公平吸引投資的政策，或採取對抗這些不公平政策的措施。美國民主黨未來的總統候選人凱瑞即明白主張，美國應該實施全面性的稅制改革，刪除所有鼓勵企業把產業移往海外的減稅優惠，並拿這些節省下來的稅金鼓勵企業在美國創造就業機會。這樣的政策若是由台灣提出，一定被批評成開自由化的倒車，或是鎖國政策，但這卻是美國正在積極競選總統職位之主要候選人的政見。我們真該羨慕美國政治人物不怕得罪企業界和資本家的道德勇氣，我們更該羨慕美國和其他先進國家可以討論這種問題而非盲目以意識形態扣別人帽子。
在我國不止這種從國家利益出發的主張難被報導和討論，包括政府官員很多人在盲目討好對外投資的企業。例如有人要用納稅人的錢去協助海外台商外銷和提升生產力；有人主張要貸款給海外台商，甚至用較寬鬆的條件「歡迎」海外台商回台上市以取得更多台灣的資金。有人要犧牲台灣的產業和勞工，並花費更多國防及國家安全經費，以推動直航而讓在中國的台商更為方便，甚至不惜放棄國家的安全、尊嚴，以及獨立自主。許多人不只未去揭發及控訴外國搶奪我國產業的不公平政策手段，反而為這些政策歌功頌德而誘使更多企業外移。和美國、德國政治領袖的直言相比，我們不禁要問，台灣的領袖人物們到底有沒有想到國家的整體利益？
商人無祖國本來是用來罵只圖私利之商人的用語，如今在台灣卻變成商人自我辯護的崇高原則。連大量到敵國投資的商人都可以面無愧色地為私利而攻擊政府和為國家利益講話的人，甚至以撤離台灣、放棄台灣來威脅政府和國人。我們希望那些人捫心自問，想想施若德及凱瑞的話，想想自己的國家與人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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