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

台灣之愛，在認知與實踐之間

　言語的意義維繫於認知和實踐，訴說和行為之間的一致性才會有信任。文化上，非常注意認知與實踐的關聯，但政治和商業領域，常常因為目的論，造成許多美麗的謊言，政治文宣和商業廣告就是。

　 「愛」在辭典上的意義是正面和美好的，但若從認知和實踐，從訴說和行為之間去檢視，會因為不同的經驗而有所差異。日治時代末期，因太平洋戰爭影響，殖民統治者想要藉同化運動吸納台灣人改為日本姓名，成為日本家庭，以達到日本化的政策目標，面對那樣的以一視同仁為愛的政策，一位台灣詩人以「愛」這首詩回應：

　 「父母未曾說過愛我╱但我領悟父母的愛╱你每次都說愛我╱你的愛卻無法領受╱你想征服我把愛說成一視同仁╱我知你的花言巧語含有虛偽╱你想擁有我的心╱但我的心常受騙已成了石頭」（巫永福）

　 愛可以訴說，卻須受到行為的檢視，認知與實踐的雙重計量器才能衡量愛的意義。有人說愛，會被相信；有人說愛，不被相信。訴說人的不同際遇取決於其人格，而其人格又形成於他的經歷，亦即其過往行為的累積。

　 二○○四年總統大選，兩組總統候選人的訴求語言裡，都出現「愛台灣」三個字。在走向台灣主體建構的路程，經由民主選舉的執政途徑，政黨和政治人物都必須向選民坦露心意，從威權獨裁走向面臨挑戰的泛中國國民黨候選人也一樣。連宋的競選口號裡，「愛台灣」並不比扁呂少。

　 但是，顯然在認知上，連宋的「愛台灣」較不被信任，較受質疑，不能被感動。這是因為泛中國國民黨人必須承擔累積過去歷史裡的罪責。「愛台灣」不只是說的問題，如果連宋和扁呂兩組候選人，連宋說愛台灣而扁呂不說，也不見得選民就只相信連宋愛台灣。有時候，不說或不能說反而擁有那樣的藏在心裡的言語。

　 如果規定不能說「愛台灣」（這是威權時代才可能的），那麼情況和能夠說「愛台灣」是一樣的。泛中國國民黨人因說而成為說謊者；而泛台灣政治人物因不說而成為沉默的訴說者。這是因為分別承受了不同的政治遺產所造成的。誰教中國國民黨一黨獨占統治半世紀呢！

　 民進黨籍立法委員沈富雄，在二○○四年總統大選後的紛擾政局裡，拋出一句民進黨不要在年底的立法委員選舉時，以「愛台灣」為競選主軸。支持民進黨的選民一片撻伐之聲，而泛中國國民黨有人報以掌聲。其實，說與不說並不能截然改變是與不是。沈富雄在台北經驗裡，常常在自己的黨的外圍搭建舞台，頻頻發聲，他的不說論其實應該成為約束自己的不說，才不會被認為取巧的營私之計，對於政黨政治的正常發展和台灣國家的正常化，才有助益。

　 不是不要說「愛台灣」，而是大家一起來說「愛台灣」；不是大家一起來說「愛台灣」，而是大家一起來實行「愛台灣」。拋棄殖民體制的國家意理，不分先來後到的所有台灣住民，共同重建台灣這個國家，成為這個國家的公民，才能走出歷史加諸在生活於這個島嶼人們的枷鎖。「愛台灣」不是說說而已，更不是強調自己是「pure Chinese」的政治人物可以即興撿拾的言語。

　 我們不願懷疑沈富雄話語裡的動機，如果要講對泛中國國民黨有益的建議，那麼就是好好扮演在野黨的角色，體認到在野黨也是國家的資產。一黨長期執政五十年，威權統治的罪責也許必須經由扮演稱職的在野黨角色，才能得到救贖。台灣這個國家，讓台灣產生的政黨加以正常化吧！台灣人民不會想要一個像從前中國國民黨一樣的萬年的執政黨！

　 備受泛中國國民黨人掌聲鼓勵的沈富雄，更應該公開呼籲的是：拿出愛台灣的行動，安靜下來好好做台灣這個國家的子民。愛不是嘴巴說說就可以了，愛是要實踐的！

　 二○○四年總統大選後，徘徊遊蕩在凱達格蘭大道的喧囂聲中，隱隱約約看得見惡質統治權力的幽靈。那樣的喧囂消失後，所有生活在這個島嶼的人們，一起來愛台灣吧！不是說說而已，而是實踐。真正愛台灣的政黨和政治人物，在台灣走向國家重建的時代，才會受到人民的支持。

　 新世紀的展開，從二○○○年到二○○四年，歷史給予泛中國國民黨的是扮演在野黨的角色。在這樣的救贖之路，泛中國國民黨的幾個政黨只要學習認同台灣，只要清洗自己的歷史，未嘗沒有機會在新的國家共同體得到人民的支持而有執政的機會。認同台灣，請先從愛台灣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