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

「全民總統」就是要推動政黨理念並樹立楷模

　選後的台灣最近又出現了一句「名言」，即：「以五十點一一％多數當選的總統只帶著一半民意，不要忘記，另外一半是反對的」，所以一再要求阿扁總統不要傲慢，要聽另一半反對的聲音。意即要求阿扁在未來四年必須做到「全民的總統」，不要做「一半」的總統，因為那是一隻腳的總統。此話乍聽之，似有其理，它具有中國治國平天下的王道思維，並以「全民愛戴」為其理想境地。但若以民主政治制度來加以檢視，此種由妥協所產生的「全民總統」絕非民主的真諦，且完全誤解了民主制度之偉大設計。

　 民主政治，一言以蔽之，是以多數決定國事的制度，少數服從多數是一基本原則。至於「多數尊重少數」即應屬政治妥協的另一層次，不能混為一談。以瑞典對是否加入歐元區為會員國所做的投票為例，結果反對多於贊成而被否決，雖然雙方票數非常接近，多數就是多數，少數不能要求多數一方，多聽少數之意見而做另外之安排。再以二○○○年美國的總統選舉為例，高爾在全國選民得五千零九十九萬六千多票，比布希的五千零四十五萬六千多票多五十四萬票，但因美國總統選舉是以選舉人票為準，佛州的二十五張選舉人票決定了勝負，而布希在佛州僅僅領先了三百二十七票，但高爾還是承認失敗。當時台灣的各報社越俎代庖，對小布希入主白宮如何去面對「沒有投給他的另一半（超過五十％）」及有關他入主白宮的合法性表示憂慮。但美國人畢竟還是美國人，輿論並沒有要求布希做「全民的總統」。就職後的布希就是共和黨的布希，他貫徹了共和黨的政策，也未遷就於反對黨的要求，美國的國會也快速通過布希的減稅法案，民主黨亦未做太多的阻擾。美國人及在野的民主黨就是這樣展現了民主的成熟度。

　 民主政治也是政黨政治。選舉期間各政黨提出各自的政策與國家的願景，訴之於民，讓人民去選擇，獲得選民認同的政黨就是勝選，得以掌握國家機器實現其政黨的理想。不管其得票數是否過半或只得三十％（如果參選政黨有四組或五組，即各組得票數均不高），勝選就是勝選，就得要負起執政之責任，推行其政策，並將其政績呈現給國民；任期一到，坦然面對選民之評分，由人民去認定政策之良窳，這就是政黨政治，也是責任政治之精髓。若勝利的一方，為恐懼在野之杯葛，打出「全民總統」之招牌，執行或部分執行在野之政策，即整體國家政策走向必變成非驢非馬，徒增社會價值之混淆，製造更多糾紛的火苗。

　 仔細觀察二○○○年及二○○四年台灣選後之示威與動盪，我們不難發現癥結在於對國家認同之混淆而不是族群之衝突。老實說台灣早就不存在族群問題，若有，也是由於整體族群對國家認同之差異及強度不同所產生的個人對族群認知之反應。國家認同是台灣之特產，外國如美、日並無此問題。在外國，國家認同本就沒有任何可爭議的地方，美國人之愛美國、日本人之愛日本，已是天經地義，是很自然的演變。只是台灣有獨特的背景，五十多年來，台灣人小時所受的教育，如歷史、地理始終是以大中國為核心，長大之後成為「教育上的中國人」，台灣人又生於斯、長於斯，自然也滋生對這一塊土地之愛與感情，成為「生活上的台灣人」。這一內在的矛盾，也就表現在政策之取捨與認同上面。「受中國主體性教育影響，大於對生長土地之愛者」，對三通之看法就迥異於「對生長土地之愛，甚於中國主體性教育影響者」，前者極力鼓吹直航，後者即持相當保留之態度，若再加上商人利益之驅使、政客之推動，社會就種下撕裂之火花。此種撕裂的壕溝也呈現在產業之西進、外交、徵兵募兵、稅制等等之政策上面。

　 那麼如何弭平這些壕溝？因「生活上的台灣人」是無法改變之事實，所以除非我們願意自我否定台灣是一個國家，教育之正常化是唯一能消弭國家認同差異之途徑。美國以美國史為中心，環以美洲史及歐洲史，再及於世界史，地理亦然。同理，我國之史、地、公民若能先以本土台灣為起點，再及於中國、東亞，而後及於世界，即「教育上之國人」與「生活上之台灣人」必趨於一致，國人內在之矛盾必將不復存在，國人對國家認同之差異很自然地必消弭於無形。此時的總統，如美國的布希，是全民的總統，不管當選的總統出自何一政黨，選票有無獲得過半，總統就是總統，就是全民的總統，不是妥協的總統，也沒有所謂「一半不認同」的問題，這才是全民總統之真諦。

　 阿扁總統此次獲得了過半數選票的支持，我們希望往後的四年，好好樹立政黨政治的楷模，不再輕易妥協。過去的四年，證明了妥協不但不會帶來和諧，只會加深認知的壕溝、撕裂的氣焰。所以連任之後，請不再猶豫，毅然執行人民的付託及政黨的政策，把教育正常化、經濟主體化、藝文本土化，這樣才能真正消弭國人國家認同之差異，癒合社會的傷痕，真正做到全民的總統，留名於萬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