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

在野黨抗爭必須出於理性並循司法途徑解決

　總統大選以來，國親陣營所提出的三大選舉不公訴求，包括驗票、槍擊案真相、啟動國安機制等，均獲得陳水扁總統的善應回應，不是已進入司法程序，就是司法單位已展開積極的調查工作，而兩大陣營的三位秘書長也於日前正式展開協商對話，真相的水落石出，料應為期不遠，此際朝野不僅應該耐心等待最後結果的出爐，更有責任修補選後引發的群族撕裂傷痕，還台灣人民一個和諧安定的社會。不料，昨日國民黨秘書長林豐正要求總統府儘速作出回應，「不要低估人民的力量」，組發會主委丁守中更以嚴厲的口吻指出，扁政府若再無具體回應，很多民眾已經按捺不住，不必等五二○，國親四一○就會再次發動大型集會「重回總統府」前抗爭，屆時「情況可能不會像上次那麼理性」，而且全面抗爭將從五二○開始。國親此種鷹派的強硬談話，使得原已緩和的政局出現變數，又在台灣人民的心頭上蒙上一層陰影。

　 大選之後，國親指控選舉不公，並發動群眾抗爭。激情的群眾不僅佔據總統府前廣場，在高雄市、台中市、台北市，並發生群眾衝撞公署的衝突事件，再加上部分激進的民代揚言「革命號角已經響起」，以及中國國台辦宣稱對台灣局勢失控絕不會「坐視不管」，使得泛藍三二七大遊行前夕，台灣社會陷入了極度恐慌。此種恐慌造成社會的嚴重分化對立，親友、同事、鄰居、甚至家庭之內，都由於政治立場的不同而彼此猜忌、不和，社會瀕臨大分裂的危機。過去的抗爭，是爭取民主的群眾衝撞威權體制，現在卻是人民在政客的煽動下分裂成兩大塊，彼此仇恨對立，一旦衝突引爆，勢必因為內鬥自耗而帶來毀滅性的結局，除了對岸的中國能夠坐山觀虎鬥，漁翁得利，任何人都無法倖免於悲劇的劫難。因此，在三二七群眾抗爭和平落幕，而總統府前廣場的群眾抗爭也轉移陣地，社會秩序回歸常軌之後，我們相信任何真正愛台灣的政治人物都會衷心為台灣祝福，並以謙卑的心情傾聽絕大多數人民的心聲，避免再將台灣帶向毀滅之路。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泛藍陣營的政治人物似乎仍未從群眾抗爭的夢魘中覺醒，竟然在群眾情緒漸次平息之後，又準備持續發起群眾抗爭，並以威脅性的口氣宣稱「情況可能不會像上次那麼理性」，似乎意味為了達成泛藍的訴求，即使發生衝突，亦在所不惜。我們了解，泛藍陣營中部分鷹派人士認為，穩定社會秩序是執政黨的責任，泛藍是在野黨，就像是「穿草鞋的」，進行抗爭時根本不必在意社會成本。此種思考邏輯充分暴露了黨派利益高於國家利益的偏差觀念。在野黨當然可以不計成本的進行抗爭，但是卻必須為自己的率性作法付出代價，一是法律上的責任，一是政治上的責任。在法律上，若群眾抗爭造成流血衝突，則率眾抗爭者將必須接受法律的制裁，不是自以為「真理在自己一方」，就可以得到「司法豁免權」，為所欲為。在政治上，失序的群眾抗爭所造成的社會損失，譬如人心不安、治安敗壞、外資撤退、消費信心低落、投資萎縮、股市重挫、台幣劇貶、國外觀光客卻步、國際形象蒙羞等，使台灣社會倒退，則無論此種抗爭的訴求是否具有正當性，都難以得到多數民眾的認同，屆時在野黨恐怕將淪為永遠的在野黨，甚至被人民所唾棄，淪為泡沫化了。因此，在野黨若想東山再起，仍然必須將社會責任扛起，「在野」一詞不是推卸責任的託詞。

　 泛藍陣營以些微差距落敗的心情，吾人可以理解與同情，但持平而論，國親陣營對於選舉不公的指控，到目前為止，皆屬情緒性的指責，甚至多屬無法查證的流言，並未提出具體有力的證據足以證明選舉出現弊端。有關作票的指控，台灣選務不但透明、公開，而且各黨派皆派員參與監督，二十萬參與選務的基層人員係為公教人員，選務的公平性更不容質疑，否則不僅是對選務人員的不尊重，甚至是一種人格的侮辱，選務或許可能出現一些疏忽，但作票之說似為無稽之談。在槍擊案上，槍手的動機不明，但指責陳總統「自導自演」之說，刑事警察局的鑑識報告與奇美醫院的澄清，都足以駁斥其非。國親的質疑，與其說是由合理的疑心而起，毋寧歸之於對特定人的不滿與仇恨。在國安機制啟動部分，亦證明只有少數國安高層官員因此必須提高警戒，規劃穩定國內局勢，絕不影響既定的軍憲警投票。

　 儘管泛藍抗爭訴求的正當性如此薄弱，但對於其所發動的群眾抗爭，大多數人可以反彈卻仍予以包容；對於其三大訴求，以及一變再變、不斷加碼的要求，當選的一方可以不予理會而仍願百般配合。這顯然是大多數人基於社會和諧的考量，為了國家大局與全民利益，而願意一忍再忍、選擇寬容、沈默。現在司法程序已在進行，一切爭議也可望獲得釐清。國親實應珍惜大多數民眾的寬容與耐性，在激情過後，回到和平、理性的抗爭軌道，循司法途徑解決紛爭，而非撩撥群眾的情緒，再度走上街頭。如此才有助於「公道、真相、正義」的追查與實現，化危機為轉機，讓台灣人民享受安居樂業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