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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生新憲法 堅持大改革

☉張俊雄

　自陳水扁主席在民進黨黨慶大會宣示要「催生新憲法」以來，引起國內外媒體的高度關切。於此，我們要將民進黨在經濟和政治上的發展藍圖作一個更全面的說明。

　 在面臨全球化競爭、大陸市場磁吸作用及台灣產業轉型的挑戰下，民進黨執政三年多以來，先後提出「八一○○全民啟動」及「挑戰二○○八」六年國發計畫，以「深耕台灣、佈局全球」做為國家經濟發展戰略，提綱挈領地勾勒出國家優先推動的重點建設。我們的努力已經開花結果。

　 從總體經濟表現看來，我國去年ＧＤＰ成長率達到三．六％，今年儘管遭遇ＳＡＲＳ疫情及美伊戰爭的衝擊，估計仍然可以維持在三％以上，並將失業率降到四．八％；到八月底為止，台灣外匯存底已經高達一八五七億美元，比三年前增加了七六二億；我們在洛桑國際管理學院的評比中，不管在「總體競爭力」、「經濟表現」和「政府效能」等各項指標，都名列世界前茅；我們推動了「兩兆雙星計畫」，使四種高科技產業在去年新增投資高達三千五百億元，創造產值一兆二千二百億元。

　 雖然我們依然要注意所謂「復甦型失業」現象，以及知識經濟所造成的「贏者圈效應」，但一切都顯示，在民進黨的帶領下，台灣經濟正走向另一個春天。這也讓我們有信心，到了六年國發計畫完成的二○○八年，我們可以達成「一、二、三、四、五、六、七」的目標：台灣至少十五項產品贏得世界第一、觀光客倍增、研發金額佔ＧＤＰ三％、失業率降至四％、經濟成長率達五％、寬頻網路普及化達六百萬人、增加七十萬就業人口等七大目標。

　 然而，在我們全力拚經濟的同時，我們也絕不可忽略政治改革。我們都知道，任何經濟體系都是在政治體制下運作的。如果政府沒有效率，廠商的投資意願就會低落；如果沒有一套有效解決國會僵局的機制，法令的修改就永遠趕不上資本市場和勞動市場的脈動；如果政治體制從根本上就無法形成強有力的領導，那麼我們在面臨更新的國際環境挑戰時，就無法擘畫甚至討論新的方向。

　 所以，當我們要提出民進黨對台灣未來的藍圖時，我們不能只談經濟，還要談與之配套的政治改革，這就使我們無可避免地要注意到現行憲法的問題。畢竟，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政治體制的問題當然要從憲法中去尋找。

　 為什麼我們說要「催生新憲法」？因為台灣前幾次的修憲都是因應個別議題，雜亂的局部調整，也留下許多未解的問題。現行憲法充滿了妥協與矛盾，不但憲法學者批評，學生難以理解，大法官在解釋上也有困難。在九○年代那種剛從威權時代脫離，而且反動勢力虎視眈眈的政治環境中，這種「漸進微調」的模式是可以理解的。但經過這麼多年，台灣應該成熟到可以對憲政結構做一次完整的規劃與調整。

　 我們認為，經過六次修憲以後，中華民國憲法至少還有下列問題懸而未決。這些問題包括：

　 第一、 國會如何改革？

　 要提昇國會素質，就要從選舉制度的改革做起。民進黨主張「單一國會兩票制」，但國會總席次到底要多少？兩票制是「德國式聯立制」還是「日本式並立制」？單一選區如何保障婦女的參政權？這些問題都要修憲才能解決。

　 第二、總統制還是雙首長制？

　 總統直選後，我國憲政體制已經朝總統制傾斜，但原來的內閣制精神還繼續存在，形成所謂的「雙首長制」。但拼湊出來的「雙首長制」確實有總統權責不清楚的缺點。雖然國、親兩黨都主張要堅守法國式的雙首長制，但法國在二千年以公民投票把總統任期由七年縮短為五年，就是為了避免「左右共治」的出現。我們必須思考，台灣是否還要堅持連法國人都不滿意的政治制度？

　 第三、立法院是否應取回閣揆同意權？

　 國、親兩黨一方面主張嚴守法國的雙首長制，卻又提出立法院應取回閣揆同意權。然而，當初閣揆同意權之所以會被取消，正是因為法國總統在提名總理時，不需經國會同意。不過，在野政黨的主張雖然互相矛盾，但依然值得討論。

　 第四、任務型國大要不要取消？

　 現在的「任務型國大」是依照立法院政黨得票比例所分配的，實際上不能違背立法院各政黨的意志。既然如此，為什麼立法院提出的憲法修正案、領土變更案和正副總統罷免案還要由國民大會來複決？這種設計是不是太疊床架屋？

　 第五、總統選舉採相對多數或絕對多數？

　 在野陣營曾經一再大聲疾呼，總統應該以絕對多數產生。這種說法並非完全沒有道理，因為少數當選的總統確實會遇到政務難以推動的情況。（上，明日續）（作者張俊雄╱民進黨秘書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