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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主權之國際認定危在旦夕

　回顧過去幾年之兩岸攻防，我們幾可以「中國不動，台灣過動，自亂陣腳」來形容。中國之「對台圍堵」、「一個中國」從未改變，對兩岸協商也一向否定我國主權，堅持「民間對民間」之原則，千方百計營造「台灣問題基本上屬中國內政問題」的既定事實，昭示國際。

　 中國這一計謀早已不是陰謀而是陽謀。三個月前的七月，南韓盧武鉉總統訪問北京，中國胡錦濤主席就再三要求南韓接受北京所提「台灣問題基本上屬於中國內政」之主張，使會後的中、韓聯合公報一波三折。所幸南韓總統深知承認「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的嚴重後果，而拒絕中國之勒索。但令人洩氣的是，我國朝野對台灣主權之堅持反而不如外國。十月九日竟在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之修法時增加複委託機制，開闢了民間協商之大門，此制度之設計無異給台商及親中統派公開大搞「以商逼政」的法律地位，迎合中國「兩岸問題屬國內內政」的政策架構。

　 果不出所料，事隔四天，本月十三日中華金融業務研究發展協會張平沼理事長就浩浩蕩蕩率領了台灣金融訪問團拜見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席史記良及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李若谷，詢問「台灣透過複委託簽訂兩岸金融合作備忘錄」的可行性。李若谷的回答當然是肯定的，且還加了一句：「大小石頭可以搬開，被池水擋路也可以繞路迂迴前進」，只欠一句「正合孤意」而已。

　 在此，我們不禁要問，張平沼理事長到底是代表誰去詢問此一攸關國家主權的兩岸敏感議題？台灣金融訪問團是否事先獲得我方政府之授權或授意？我們不得而知，若有，等於政府主動放棄主權。即使委曲求全也要滿足商機利慾的決策心態，可以說已到了心目中完全沒有台灣二千三百萬人民的地步。我們認為，若政府未予授權，則該團何德何能竟以代言人的身分向中國政要做投降式退讓的表示？此舉應可視為赤裸裸的「以商逼政」，甚至可說提升到「以商領政」的地步。很顯然，他們回國後還會宣揚已獲中國方面同意之成果，營造一種球在我方之氣氛，再配合統派媒體之敲鑼打鼓，以遂行其逼官之實。

　 我們認為「兩岸金融監理協商」事關國家金融安全、金融資源之分配及國家主權之存續，政府絕對有義務向全國人民清楚交代此次金融訪問團之任務與行為目的，即該團對北京政要試探之複委託商談是否獲得政府授權，或只是該團自告奮勇「以商逼政」之計畫行為。如果經由政府授權，政府部會亦應向國人說明為何決定捨棄過去「政府間協商」之堅持，並說明銀行在中國之商機究有多大、風險如何控制以及如何評估對國內中小企業授信之衝擊；同時亦應一併闡明金融商機為何重要到非甘冒國家主權的淪喪危機不可之理由，因為此類民間商談與協約明顯可認定為「基本上屬於內政」之行為，正合中國否定台灣主權的基調。若國際慣例上屬政府間之金融監理協商也可以複委託交由民間辦理，將來之直航談判是否也要如法炮製，置國家主權於不顧？誠如是，則將來如有一天國際上認定「台灣問題基本上屬於中國內政」時，此一喪權辱國的歷史責任則應由現政府來承擔。

　 若訪問團之行為未經政府授權，我們也認為政府應對此行為公開譴責，並要求作合理之規範，杜絕類似自亂陣腳之行為再度發生。為圖國家之生存，政府對此類言行自不可一再便宜行事，以免往後被親中商人群起效法斲喪政府施政之能力。

　 再者，從經濟效益與歷史經驗之角度觀察，銀行登陸及中國商機之追求，其實亦與國家經濟之永續發展並不存在必然的正面關係。日本可以為例：最早尋求中國市場的日本銀行未因先卡位而有成功的果實，亦未加惠日本之經濟；同樣，未積極進軍中國的韓、泰、馬諸國亦未因此阻礙了他們之經濟發展；被歐元世界及鄰近阿拉伯國家孤立的以色列亦照樣可以發展其經濟，甚至還擁有十餘枚原子彈。這些外國經驗都告訴我們，商機到處存在，無須拘泥於某一特定地，更無須到一個敵對的國家去謀發展。

　 銀行與製造業最大的不同在於它無需追求低成本、低工資的經營環境，它也可以到高工資已開發的國家求發展，而且具更大更多的商機。另一特點即是桿槓作用遠比製造業大，將過多的資產債權配置於敵對國家是極其危險的冒險行為，為兵家之大忌。因之政府對金融業之登陸，若中國肯放棄「一中」之意識形態，願意以平等對談，我方自可來者不拒，但絕對無需屈從中國之要求，模糊國家主權也要遷就金融財團之利益。

　 十餘年來，兩岸交流可說一直在中國「一中」原則下，造成我方千方百計地注入許多彈性與讓步，步步墜入中國所設計的「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的陷阱中。現在台灣能夠堅持者已所剩不多，若政府在金融監理，繼而在直航問題上，再聽從個別利益之擺佈，任憑商賈以商逼政，模糊台灣主權，無異於自投羅網，國家主權必危在旦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