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 社論

看清台灣對中國出超的危險意涵

　親民黨立委劉憶如上週指出，我國經濟成長過度依賴對中國的出超，而貿易高度依賴中國是相當危險的，她並說中國有人民幣升值、經濟成長率下降等危險，二○○六年中國開放銀行市場之後，逾放過高的問題一定會浮現。但劉委員同時也指責政府在台灣對中國經濟的依賴完全沒有對策甚至束手無策。政府的兩岸經貿政策確有許多值得檢討的地方，但實際上泛藍陣營在相關政策上有許多更嚴重的錯誤，並且阻礙了政府採取正確政策的能力和時機。

　 要客觀討論出正確的政策，我們要先了解客觀的事實。有人說，經濟成長須仰賴出超、民間消費、民間投資，以及政府支出等四大部門，政府卻將創造經濟成長的主力完全放在出超上，根本就是扭曲的經濟結構。這種說法並不符合客觀的理論和事實。在國民經濟會計的理論裡，總所得或經濟成長雖然常被分成上述出超等四部分，但出超其實不是一個獨立的項目，而是出口減掉進口的結果，而進口又決定於國內消費、民間投資、政府支出，以及出口的數量和內容，因此出超並不是一個主動的項目。因此，指責政府將創造成長的主力完全放在出超上，似乎也有失偏頗。政府努力促進出口當然是正確的政策。至於國內各種支出增加較慢而使出超增加，不僅不是政府的原意，而且事實上政府提高國內支出的政策，或多或少是因為反對黨的消極抵制，而無法發揮足夠的力量來協助經濟成長。

　 對中國的鉅額出超，絕非中國經濟在幫助我們成長。對中國的出超其實很大一部分是對中國的投資及產業外移所造成的，不僅出超背後的原因對我國有傷害，這種出超也不易持久。以近兩年來說，我國的筆記型電腦產業大量移到中國，因此有一些國產的零組件就要出口到中國組裝，而使我國對中國的出口增加。另外，原來由外國進口用來組裝成產品的一些零組件，則因在中國組裝而不必再進口，但這卻不是在幫助我國的成長，反而是搶走了我國的產業。由於筆記型電腦移到中國生產和出口，我國的總生產、總出口和總出超也因而減少。很多人不明白這個實際情況，竟以為對中國出口及出超的成長是中國經濟在幫助台灣，可以說是本末倒置。不明白這些實況的人，也就無法提出減少對中國依賴的正確方法。政府官員在決策之前，一定要對此有充分的認識。

　 面對政府支出的不足，特別是我國公共建設不足而使投資環境不如其他地方，以致較難爭取到民間投資及人才的情況，政府提出擴大公共建設的政策，但反對黨卻以債留子孫這種似是而非的理由加以反對。面對金融機構鉅額逾放造成國內信用緊縮，以致五年來金融機構對民間的放款極少增加，並使民間消費及投資的成長受到限制的情況，政府要以金融重建基金來改善金融機構的體質，反對黨一樣想盡各種藉口加以阻礙。可見，政府拚經濟雖不無令人批評之處，但也不是沒方向，而是政府的方向常被反對黨擋住了。

　 根據上述的說法，泛藍陣營的主張反而是不正確的方向，那就是向中國傾斜。泛藍的政治人物及學者極力主張要更開放對中國的投資，要和中國三通。但由前述筆記型電腦的例子就可以看出，開放投資短期內造成對中國出口和出超的增加，相對也使國內的生產、就業及經濟成長減少。這種傷害台灣又使台灣經濟更依賴中國的政策，正是泛藍陣營的主要主張。他們既然看到了依賴中國經濟的風險，就應該要求其政黨改變政策才是。政府基於職責所在，更應有所警惕，在討論兩岸經貿政策時，避免掉入「拚開放」的陷阱。

　 可惜泛藍陣營還是照其政黨的立場而主張和中國三通。難道他們不知道三通之後我國許多國內消費將移到中國，包括到中國旅遊甚至購物？這種矛盾性也顯示，他們對政府拚經濟沒有方向的指責，放在泛藍陣營其實更為貼切，因為他們明知台灣經濟已太依賴中國，卻還積極主張三通；明知中國用不公平的政策手段吸引台商，卻仍稱讚中國積極招商；明知政府支出及公共建設不足，卻反對擴大公共建設；明知國內消費及投資支出不足，也明知金融部門有長期累積下來的危機，卻阻礙可以活絡經濟消除金融危機的金融重建政策。泛藍陣營自相矛盾而沒有方向的主張，主要大概有兩種原因，一個是為反對而反對的態度，另外一個就是堅持「一中」的意識形態，不惜犧牲台灣的利益。若不是這兩個原因，那就是因為他們不了解實際的問題。劉委員是泛藍陣營中較有專業成就者，希望她能拿出勇氣，建議泛藍陣營改變錯誤的兩岸經貿政策主張。至於政府更應由此領悟到，承擔施政責任時要展現應有的抗壓能力，不要被錯誤的主張牽著鼻子走，凡是對台灣全民有利的正確政策都必須擇善固執地堅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