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 自 由 副 刊
文 ◎ 孫康宜 圖 ◎ 蘇意傑
蔡文甫現象
　那種講究文學、講究出版業、追求日常情趣的文人文化本來就是十分傳統的。
　所以，我以為在某種程度上，七○年代以來的台灣也繼承了這種晚明的精神，
　因此我們就有了蔡文甫、隱地等較為突出的文化人物。

　幾個月前，我剛寫完一本有關自己幼年時期的回憶錄，覺得終於生命有了交待，可以鬆一口氣了。但另一方面，我也急於跳出自己的內心世界，想回過頭來看看別人是如何走過生命的歲月的。於是我通過朋友的幫助，從台灣買來了一本蔡文甫先生的自傳：《天生的凡夫俗子》。
　從捧起這書的那一刻，就被書裡主人公的獨特聲音給吸引住了。那是作者真實告白的聲音，它從頭至尾洋溢著對生命的熱情。蔡先生寫這書時已經七十五歲，他說自己是個「一 生和逆流搏鬥的凡夫」，但又說「奮鬥的人，沒有悲觀的權利。」。 我認為他的人生哲學很接近美國殖民時代的精神，因為他一直以拓荒者的態度來面對生命中的挑戰。
　接到書的當天，我就開夜車一口氣看完了這書（四百多頁）。等放下書本，已是清晨。我時常在想，這本書為何如此吸引人？
我想起了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把閱讀比作「探險」的那個說法，也想起了著名闡釋學家Hans-Georg Gadamer 把閱讀看成了讀者和作者對話的譬喻。誠然，閱讀這本蔡文甫自傳有如探險。隨著作者寫實的生平回憶，我想像自己也走在那條探險的路上。同時，在整個閱讀的過程中，我感覺到自己似乎一直在和書中的主人公進行著心靈上的對話。
　我彷彿看見作者一直在努力爬一座高山，一直在走山路，其經驗既辛苦又讓人怦然心動。 讀到有關他幼年喪母、失學，後來歷經戰亂，高中尚未畢業就從軍，接著全靠自己的毅力和決心，一連串地通過了許多艱難的考試、最後終於考取了高考的苦學過程，這一切都像走在崎嶇山路一般地冒險。作為讀者，我想像自己一邊跟著爬山，一邊迎著陽光， 有時忽然會遇到大風雪。漸漸地，我發現自己和作者有很相近的人生態度，因而感到十分振奮。但每回看見書中的主人公走到了懸崖，幾乎要跌落到深谷的時候，我就很自然地為他捏一把汗。例如，讀到第二○二頁，看到他將要離開軍營，卻不知前面的路何去何從之時，我真的開始擔心了。他說：「只有五天就要離營了，我到何處去？……我向誰、向什麼機關去求職？……靠四百六十元能維持多久？晚飯後，走出營區，坐公車到了台北車站，往人多的重慶南路走去……全台北匆忙的行人以及逛街的男女老幼都不認識我……」接著他又說：「人在絕望時，總希望抓住一片葉、一根草……但我現在沒有什麼好攀爬的。」
　一直讀到第二○五頁，眼見他已經找到了一個可以「攀爬」的目標時，我才終於放了心——雖然當時作者早已對自己的前途做了最壞的打算。後來他居然幸運地進了函授學校，接著到中學教書，當教務主任，又擔任副刊主編二十一年，終於在一九七八年五十二歲那年創辦了九歌出版社。可以說，他是從「一無所有」的山腳下一步步地走上了「眾書成城」的巔峰上。
　最讓我感到佩服的就是作者本身的擇善固執和勇於面對的精神。即使在困境中，如果發現自己的人格受到了污辱，他也絕不「為五斗米折腰」，寧願像陶淵明一樣地「即日解印綬去。」一九五七年他在桃園山區的一個學校裡任教時，曾被人冤枉而遭到一個莽撞同事的無禮，最後他決定要走出那個是非不明的地方。於是，他很快就呈上辭職報告，匆匆離開了那個「山路陡彎太多」的學校。當天他下山時，只攜帶了一只「扁平的旅行箱」，箱裡裝有他的全部家當。如此被迫離山，自然又一次面臨了無家可歸的困境。多年後他回憶那段往事，彷彿昨日：「我仍然沒有家，在外面二、三年，兜了一圈，仍沒有落腳的地方，也沒有一個親近的人。」而且，「在等待的煎熬中，似有度日如年之感。」
　然而君子固窮，在深受苦難之後，終於有了出路。次年他轉任台北縣立汐止初級中學教員，被聘為「留級班」的導師。在那兒他更加努力敬業，甘苦備嘗，讓一群本來對讀書毫無興趣的留級生很快地學會了修改自己的作文。幾年後省教育廳舉辦全省數學抽考，汐止初中居然榮獲第一。這樣的成就，簡直是個天大的奇蹟。
　值得慶幸的是，那一段艱辛的教學經驗卻激發了蔡先生的寫作靈感。有一回，他寫了一篇題為〈受騙記〉的文章，刊登在《中華副刊》，該文寫的就是作者被一個學生騙過的經驗。原來有一位姓倪的學生，平常有些調皮也極富想像力，有一次他在一篇報告裡描寫他如何被迫參加不良組織、從事非法活動的詳細經過。但經過報警查詢之後，蔡先生才發現這故事是學生自導自演捏造成的，於是蔡先生就把這段不尋常的受騙經驗寫成了以上的一篇文章。後來，他也把另一段在汐中教書時期的插曲寫成了〈一根繩子〉一文，刊於《中國時報》的「人間副刊」。
　我發現蔡先生的寫作生涯，自從他在汐止中學執教之後，突然變得突飛猛進。有關這點， 可由書中的「大事年表」證明。所謂教學相長，其實是和生命的直接體驗息息相關的。 首先，他在教學繁忙之餘還陸續在《文學雜誌》、《現代文學》等雜誌發表文章，而且僅僅在十年不到的時間，他一共出版了三本小說集（即《解凍的時候》、《女生宿舍》、《沒有觀眾的舞台》）和一本長達二十多萬字的長篇小說：《雨夜的月亮》。這樣的寫作熱情，這樣的豐收，也只有在經過長期訓練深思之後，才可能醞釀出來的靈感火花。難怪蔡先生後來榮獲中國文藝協會文藝獎章小說創作獎，以及新聞局優良圖書金鼎獎，足令台灣文壇為之側目。
　就這樣，在那條山路上，那個一直向前趕路、飽嘗辛酸的青年人，終於成了一位成熟的中年作家了。後來蔡先生每次回憶過去的種種奮鬥經驗，總是情不自禁地嘆道：「讀書寫作一直是我生活、生命的重心……慶幸自己度過這人生重要的里程，並未迷失，仍回到原定的寫作理想。」。但除了勤於寫作之外，他對書本新知識的饑渴也是極其不尋常的。他幾乎所有的時間都想讀書，有時因為宿舍裡沒有書桌，他就獨自逃到圖書館去啃一天書。誠然，就如美國暢銷書作者Stephen King《論寫作》裡所說：「如果你找不到足夠的時間讀書，你就沒有時間或適當的工具來從事寫作。」同理，蔡文甫先生也一直相信，一個人若不讀書，是無法從事寫作的。總之，他一直是個很有心的讀書人兼作家。
　這樣一個讀書人後來居然還有餘力開創九歌出版社，實在不得不令人敬佩。近年來蔡先生又加辦健行文化公司和天培文化公司兩大出版社，而且終於經營出十分輝煌的局面來。我看在台灣，除了爾雅的隱地先生以外，也只有蔡文甫先生一人能如此成功地扮演文人和出版家的雙重角色了。然而，這兩人的特殊成就絕不是一日造成的，是他們從小經歷的無數艱苦和磨練終於造就了他們。（關於隱地先生的奮鬥故事，請見《漲潮日》）。以蔡先生為例，從前他十四、十五歲時，一心只想讀書，然而因為家境的關係，小小年紀的他卻不得不挑上了養家的擔子，也曾代替自己的大哥天培充當一個磨坊的小經理人，並且勇敢地躋身商場，開始他那克難歲月。所以，長大成人之後，他就很自然地學會了凡事都全力以赴的人生態度，同時也因此敢於接受各種新工作的挑戰。他曾說：「根據以往奮鬥的經驗，我知道我做的都是超越自己能力所能負荷的工作。但我抱著終身學習的態度，邊做邊學……」。
　蔡先生這種努力擔負起「超越自己能力」的工作的精神也使我想到了「美國精神」。所謂「美國精神」就是凡事向前看、不斷發展個人潛力、以求成功的終身奮鬥過程。 因為美國本來就是一個移民的社會，而一個移民者，若想在新大陸出人頭地，沒有不努力往上爬的。這情況其實和蔡先生等人當初從中國逃難到人地生疏的台灣時，一切都要從頭開始的情況是一致的。另外，蔡先生本人的成功經驗也正好印證了二十世紀以來凡事符合「競爭」規律的全球社會景觀。之所以說這種精神是「美國」的，乃是因為只有在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和民主制度下，這些努力向上的人才可能有充分發揮實力的機會。反之，在傳統專制的社會中，是不太可能有這種現象的。
　然而，另一方面，蔡先生的例子也並非百分之百地「美國」。當然，他那種受苦受難又頑強不屈的精神似乎很像我們平常所理解的「美國精神」。但不同的是，他在努力經營事業之外，還堅持全心寫作。因此，他既是成功的企業家，也是出色的作家。就這點雙重身分來說，蔡先生（還有隱地）似乎和明清時代的標準文人更為相似。有關明清的文人，我們自然會想到晚明的馮夢龍和呂留良以及清初的金聖嘆、張潮等出版家兼作家的例子。在當時，寫作和出版業的互相聯合，本來就是晚明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和前代迥然不同的新生活方式，它其實是代表了一種新興的社會時尚。歸根結底，那種講究文學、講究出版業、追求日常情趣的文人文化本來就是十分傳統的。所以，我以為在某種程度上，七○年代以來的台灣也繼承了這種晚明的精神，因此我們就有了蔡文甫、隱地等較為突出的文化人物。
　關於七○年代以來台灣文化的發展，我一向感到陌生。這是因為，這三十年來也正是我 個人對「台灣文化」的空白經驗。早在六○年代後期，我就已經移民到美國來了。後來又長期在美國的學院裡工作，所以在文化上自己早已成了美國人。多年來，在我的印象中，「台灣」已經變得有些遙遠。
　但在閱讀蔡文甫先生的自傳之後，我突然對七○年代以來台灣的文化現象和社會變遷產生了新穎的了解，因而大大補充了我知識上的空白。翻開這本《天生的凡夫俗子》，到處可讀到那些平凡卻不平凡的故事，那個重視報紙副刊、愛惜寫作之才、體認社會真相、熱心出版高難度作品、普遍看重文學獎的「新台灣」的諸多現象。
　這些現象，我統統將之稱為「蔡文甫現象」。對我來說，那個現象是值得玩味的，因為它的意味深長，值得繼續詮釋和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