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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論王昶雄的〈鏡〉 在日本殖民者所設立的「殖民文化優越論」這面鏡子前，見到自己身著帝大校服英姿煥發的鏡像， 充滿著濃厚的日本文化氣息，這該是已經經過幾代人的掙扎、抗拒後，最終呈現出來的新台灣人形象。 文 ◎ 陳建忠 圖 ◎ 張立曄

被殖民者自我認識的歷程
　一九四四年六月，《台灣文藝》第二號刊出了王昶雄小說集《鏡》即將出版的廣告。然而，這本擬由「清水書店」出版，名列「台灣文學叢書第三號」（第一號是阪口零子《鄭一家》、第二號是呂赫若《清秋》）的小說集《鏡》，究竟有無出版，時至今日因未見原本而成為一樁難解的懸案。現今在王昶雄先生遺稿中發現的〈鏡〉之手稿，或許正有可能是該小說集中的一篇，這樣看來，這篇作品應該早在戰爭末期即已寫成，也有公開發行的出版計畫。不過，戰後一直未見王昶雄提起此作，相較於〈奔流〉（一九四三）而言，王昶雄對此作始終緘默以對的表現，毋寧是我們思考這篇作品的起點。
　近來，適值許俊雅教授整編之《王昶雄全集》出版，當中便收錄了由陳藻香教授翻譯的〈鏡〉這篇小說。本文便是想藉此機會就這篇與〈奔流〉約莫同時創作的未刊稿，再探台灣作家於皇民化運動時期的思想狀態，以及評價這種與皇民化或戰爭主題有關的作品時的基本立場。
　王昶雄的這篇〈鏡〉雖可能未曾正式發表，但作為作者思想狀態的投影，小說依然觸及到台灣人如何面對殖民文化影響的問題，王昶雄以身為台灣人身分的敏感性，不斷地透過小說陳述著他的時代焦慮。一九二八年負笈日本，一九四二年回台，王昶雄的日本留學經驗是他筆下諸多小說所以橫跨台日兩地時空的原因；同時，他作為日據時期台灣作家最年輕世代之一，在戰爭末期剛踏入文壇時，就已經註定要被捲進台灣文學史上極其複雜的歷史脈絡中。
　〈鏡〉的主軸為台灣人洪秋文與日本人江馬哲子的異族愛情故事，最後的結局則是洪秋文因對愛情絕意後，偕同母親要到中國的滿洲工作（當時滿洲為日本的占領區）。這個帶有「時局色彩」的結尾，或許正是王昶雄日後寧願此作藏諸名山也不願公諸於世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這篇小論所要談的，乃是針對小說中作者用以貫串主題的意象：「鏡」。所謂的「鏡」，在小說中屢次出現，讓主角透過對方這面鏡子認識了自己的「本分」。只是，我想要更加進一步指出，王昶雄的意圖固屬巧妙，但如今我們對於戰爭期知識菁英的「鏡像」之思考，顯然不僅在於辨識王昶雄所呈現的文本上的形象，被殖民者那曲折的自我認識的歷程，更是值得我們仔細思索。

與「內地人」無異的台灣人
　小說中的主角洪秋文是東京帝大法律系畢業的高材生。他通過了高等文官行政科的考試，算得上是人中之龍。值得注意的是，他透過鏡子看到的自己已渾然是一個「與內地人分不出來」的台灣人。然而這個初次出現的「鏡像」卻未能為他帶來日本人一般的榮耀，他看到鏡中形象是：
　寬闊的額頭，烏黑鮮明的眉毛，雕了出來似的大眼睛，緊閉的嘴唇　　。與白野辨十郎所不同的是，鏡中的自己遠比戲台上的白野帥得多。不，在日本內地被薰陶的這副臉龐，已與內地人分辨不出來了。而且從他的口角所流滑出來的語聲，也是字正腔圓的江戶口音了。說一聲「山」，即刻能以「河」來相呼應。並且也能欣賞日本傳統的能和歌舞伎，與其說喜歡五花十色所裝飾的廟宇，更喜歡以素色的原木所建造的簡樸而明快的神社造形之美。若具備這樣的條件來跟哲子結婚，應該沒有問題的。
　洪秋文的生活中充滿著小布爾喬亞的生活品味與文化氣息，他會沿途經過日比谷公園，看著東京大都會令人沉醉的華麗夜景，到有樂座看日本傳統戲劇。當他心有所感時，吟詠的是室生犀星，或者是村上鬼城、松尾芭蕉的俳句。甚至，在回鄉的火車上，捧讀的也是阿部次郎的《三太郎日記》。
　這樣的與「內地人」無異，或者是對「內地」生活充滿眷戀的留學生形象，我們不難在三○年代小說中找到他的同類。巫永福的〈首與體〉（一九三三）、〈山茶花〉（一九三五），吳天賞的〈蕾〉（一九三三）、〈龍〉（一九三三），翁鬧的〈殘雪〉（一九三五）、〈天亮前的戀愛故事〉（一九三七），及張文環的〈落蕾〉（一九三三），幾乎自成其為一種文學人物類型。
　對這些同時代的許多留學生而言，他們的日本（東京）生活是值得留戀的，他們對「空間」的感受，表現在他們優游漫步於東京的街道所表現出來的無隔閡感，並且是在對照鄙陋的故鄉台灣時更顯出其在帝都的自由自在；此外，東京這國際性都市可以提供給他們的世界級文學與音樂，這樣的文化空間對嚮往新知的留學生是有著無可抗拒的魅惑。以上的文化背景，正是〈鏡〉中主角秋文與其他同類共享的時代語境。
　這樣的洪秋文，大抵可視為日本殖民教育的成功「樣版」，身為殖民地子民雖然仍對受難的鄉土有些眷戀，如小說中所說的：「在那田地之青翠裡，蘊藏著祖先的血與淚，他們是承受著生於土，死於土的宿命，現在仍默默地耕耘著。」但無法改變的事實是，他的腦中幾乎不免要時時將日本與台灣並舉，而日本在文化上的進步性，彷彿成為一種根本無需說明，而是藉他的舉措與思考已然訴說無疑了。
　這樣的台灣知識菁英，理應受到女性的青睞。小說一開始，便是哲子在回台灣前夕，與秋文兩人相約去看「狂言」（一種日本傳統戲劇形式）：《白野辨十郎》，這是齣改編自法國劇作家愛德蒙•羅斯丹的作品《西拉諾》的日本版。透過小說中人物對這齣戲的闡釋，恰巧也帶領出秋文受友人谷口茂之託，代筆寫情書給哲子的情節。兩人欲言又止的情愫，透過這段藉戲劇影射兩人心意的巧妙構思，可以看到王昶雄對於戲劇的喜愛，而這種文化素養似乎也很自然地反映在文本中。

「種族主義」
與殖民地的身分等級畫分
　雖然秋文在日本時得到哲子的承諾，並且也功成名就，但當他返台拜訪哲子家人時，即刻便面臨了他身為「台灣人」的敏感身分問題。他自己也有所預感地說：
　想到今日在日本內地燦爛、穩定的生活，與回故鄉台灣的暗中摸索的生活相較，秋文覺得自己好像是被吊在半空中一般無依偎。一想到如果追求，自己的腳邊就會更加坍塌下去似的，喪失心中的爽朗，即使考上了高文的考試，內心卻黯淡無光。
　事實上，哲子來自一個日本移民家庭，因而哲子算是具有「台灣經驗」的日本女性。哲子父親江馬幸平是澳底（今福隆）地方的漁會名譽會長，秋文自東大畢業後回台灣，依約拜望哲子的家庭。這位東大的高材生，顯然有著如同日本人一般的日語能力，如同他與哲子父親談話時提到的，原先後藤新平為了統治需要，曾有編纂「土語辭典」之舉，不過如今卻以不需要這樣費事，因為台灣新一代的知識菁英已然說得一口流利的日語，就像哲子父親不無帶有得意之情的話語：「但是那是以前的事，現在已經不需要了。因為有你這樣，橫看豎看，都跟正牌內地人沒兩樣的人啊。」。
　然而即便如此，具有「準日本人」所有特質的台灣人，卻依然不是日本人，這種「種族主義」似乎是我們在日據小說中時常可見的（可見諸龍瑛宗、陳火泉的作品）。透過哲子家人與秋文的對話，殖民地的身分等級現象依然殘酷地橫亙在秋文的眼前。
　哲子的父母很自然地就想到要將女兒許配給谷口茂，卻同樣自然地將秋文的婚姻與本島女性連結起來，這種「自然」的表現，無非是其「種族主義」的毫不矯情地「自然流露」：「對洪先生來說，還是故里的小姐比較好。若不嫌棄，讓我來介紹一個怎樣？是出租土地業者富豪的獨生女。」
　就在秋文失意無助之時，收到昔日東大的賴姓學長寄自滿洲（國）的信件，他以「男子到處有青山」鼓舞秋文到滿洲發展：「要不要到滿洲來？現在大陸正在徵求優秀的人才呢。這是攸關日本外地政策成功與否極重要的關鍵。甘願只局限於斗大的小地方的話，那見鬼去吧！中日已開戰了，今後日本要做的事，實在太多了。」這是日後秋文前往滿洲的重要信件，但真正促使他覺悟的仍然有待哲子那封顯得異常理智的訣別信。
　哲子這位理智的女性，其鼓勵男性投入時代的洪流中建設日本的偉大事業，無疑是「移愛作忠」的最佳表現。哲子說：
　有人高喊：「亞洲只有一個」、「大東亞秩序的建設」等的口號。這些工作豈不是賦予從日輝月光一般的精神文化所鍛鍊出來的青年雙肩嗎？日本將由這些年輕人，建設得更大、更強的嗎？我認為：此際，每個青年，應該把茫然的熱情，轉變為更切實的地熱，透過每個人的血管，與歷史的脈動共同活下去不可。
　而所謂愛情的障礙，那種族等級差異的問題，透過哲子的話也可看到，作者已經預見其因為種族問題所可能到來的結局，因而早早為他們設計了投入大時代這樣的解脫方式：
　為了把悲劇防範於未然，我們不妨暫時默默地隨波逐流於我們無法左右的那外界無情的水流吧。
　所謂「無法左右」、「無情水流」，不正是如同哲子父母一般的日本人的想法嗎？於此，似乎可看到當年王昶雄對橫亙於台灣人與日本人之間那條種族界線的敏感程度。
　哲子意識到秋文是「離開生長的環境遙遠的白馬王子」，而戀情發生的地點是在東京如「夢境中」的都市裡，這種「漂浮在半空中的東西」，一遇到故鄉的現實就萎然凋落了，哲子所謂「憧憬雖然美麗使人陶醉，然而現實是多麼的嚴肅而冷靜」的話語，其實所要說的「現實」正是兩人在種族位階上的鴻溝，「歷史所展示的絕對意志」。也因此她要說，透過與秋文的相處，就好比看到鏡中的自己真正的身分，原本就不可能與台灣人相戀的事實：
我曾經幾乎快要沉溺於廉價的、感傷的、浪漫的深淵之中。我相信我之所以完全得救，甚至能具有可能挖空眼底的嚴酷的見解，那是透過我們那場相遇，一切從根柢徹悟的小小功夫所賜的結果。換言之：與你的相處，對我而言是一面尊貴的鏡子。……由於這面鏡子，使一女子變成一塊濕木一般不燃燒。由於這面鏡子，使一女子閉目咬緊牙關，吞下迸濺的思慕的滾開的熱水。由於這面鏡子，使一女子，雖然嚐著無限的痛苦，卻在充實的自虐當中，得到戰勝自己的凱歌。
　橫遭打擊的秋文，當然也是透過哲子這面鏡子看到了屬於被殖民者的命運，所以他才會說：
　哲子說：她由於鏡子而成為凜然勇敢的女性，秋文想自己不也是正因鏡子之故，才跨進成人的鐵門之內。
　最後，秋文就以覺悟的心情與母親商訂同赴滿洲，「若是年邁的母親肯同行，對故鄉還會有什麼眷戀？」他以室生犀星的詩句作結：「即使潦倒、流浪，淪為異鄉的乞丐，故鄉，豈是我回去之處呢？」
　這個結尾，當然有呼應時局之處，但似乎沒有為皇民化運動、大東亞共榮圈張目的開朗、積極精神，反倒有一種「道不行，乘桴浮於海」的放逐意圖（呂赫若〈清秋〉中到南洋去的青年也有此意）。

閱讀鏡像，閱讀自我
　王昶雄的台灣人主角徘徊在現代日本與母土台灣之間，一方面不能忘情於北國殖民都會的文明開化，一方面也為南國故鄉（包括自己的身分）被鄙棄而神傷，台灣知識菁英「流離失所」的心靈狀態，在這篇小說中似乎同時被呈現著。
並且，除了透過主角所看到的鏡像外，我們至少還可以看到王昶雄未必有意識，但卻在那曲折的鏡象中映現出來的台灣人形象。那就是：
　在日本殖民者所設立的「殖民文化優越論」這面鏡子前，見到自己身著帝大校服英姿煥發的鏡像，充滿著濃厚的日本文化氣息，這該是已經經過幾代人的掙扎、抗拒後，最終呈現出來的新台灣人形象。
　換個角度，在「種族主義等級論」這面鏡子前，照見自己「猥瑣」的被殖民血統，因而自認無論如何努力力求平等也無計可施（無論是愛情或求職），遂覺悟到只有以開拓滿州作為自己生命的出路，這又是「皇民化運動」下台灣人扭曲的心靈顯影（這一點與當志願兵求取平等地位的思考有「異曲同工」之妙）。
　只不過，透過這些曲折的鏡像，我們還要再問：台灣知識菁英終究是認識到自己是有文化的文明人，抑或是認識到殖民主義對於台灣人形塑文化觀與世界觀的霸權地位？換言之，這鏡像究竟是自我的實像？抑或是為殖民主義所形塑？是獨立的近代自我人格的確立？或是一種認同錯亂下的誤識？近代台灣知識菁英所認識的自我形象，毋寧是相當曲折而複雜的。
　最後，作為被殖民者後代的台灣讀者，同時也必須面對文本中所映照出來的自己的閱讀傾向。面對小說這面鏡子所呈現出來的日據下知識菁英的鏡像，我們又該用何種立場與態度來解讀呢？民族主義乎（判別忠奸）？多元文化乎（無差別地承認台灣本來便受多種文化的影響）？去殖民的本土主義乎（對於殖民現代性予以具主體性的評價）？這恐怕是隨這篇剛出土的小說必然會一同出土的問題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