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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舉辦公投就不必在意是否「觸怒中國」　

　 在財金六法之外，本次立法院臨時會朝野重大爭議之一，就是公投法草案。公投本是國民主權的體現，可以透過直接民權的行使與表達，彌補代議政治的不足。因此在成熟的民主國家，只有公投的議案內容，才會成為爭論的焦點，國民的公投權利絕不會引發爭議。但是，已經走出威權統治陰霾，實行民主的台灣，此時此刻為何還在為是否與如何制定公投法而爭吵不休？而且，朝野表面上都對公投立法樂觀其成，卻又暗中較勁，處處投鼠忌器，似乎都不敢放手一搏，此中玄機實在值得推敲。

　 公投議題，觸及朝野的統獨敏感神經，泛綠陣營欲藉公投表達台灣社會的主流民意，泛藍則深恐公投最後將走向統獨對決態勢。故而，以民進黨為主的本土政治勢力多年來力主公投立法，而泛藍陣營則將公投限定在憲法規定的創制複決範疇，雙方立場南轅北轍，互相猜忌，難有交集。令人意外的是，在陳水扁總統日前積極倡議進行核四、加入世衛公投後，泛藍陣營在臨時會召開之前，竟然一改反對公投的立場，轉而呼應公投立法，甚至提出「七月立法、八月公投」的進攻性策略，更在臨時會中支持民進黨立委蔡同榮的公投法版本，以對抗執政黨版本，逼得執政黨左支右絀，方寸大亂，幾乎無法妥善回應。

　 值得玩味的是，泛綠力主公投，卻又在公投立法可能付諸實現之際，由陳水扁總統重申「四不一沒有」的就職演說承諾，而且黨版的公投法更將涉及國家主權的公投，定位為防禦性質，意即只有在中國武力犯台時才會舉辦。如此一來，公投即將成為決定公共事務而非用來決定台灣人民未來的手段。相反的，原先反公投的泛藍卻態度丕變，採取任何議題都可以公投的開放立場。此一現象是否意味朝野的政治立場已經互換，執政黨退縮，而在野黨向前邁進了？答案當然是否定的。事實上，朝野的改變只是屬於策略層次，而非原則與立場的翻轉。坦白說，泛藍之所以敢力挺任何議題的公投，甚至執政黨要舉辦統獨公投，也不反對，乃是料定民進黨即使有意舉辦統獨公投，但在可能引發中國武力犯台後果的考量下，也不敢輕率為之，因此故意在公投法草案內容上大幅度加碼，表現出一副等著看執政黨好戲的心態。而公投雖然是民進黨的重要政策與理念，但是，礙於兩岸與國際社會的現實情勢，舉辦涉及主權的公投，不能不考量可能引發的衝擊，因此，一部綁手綁腳的執政黨版公投法草案，就這樣誕生了。

　 朝野在公投議題上的攻防策略雖然不同，但不可諱言的，朝野所顧慮的最重要因素其實是相同的，那就是「怕觸怒中國」。長久以來，「不要觸怒中國」一直是台灣社會進步最大的絆腳石。公投法立法過程所引起的種種爭議，只是其中一個典型的例子而已。台灣近幾十年來，除了早期那段「反共抗俄」、「反攻復國」的日子之外，政府進行重大的政策變革，無論是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甚至教育文化上，都不免自我設定一條「紅色警戒線」，凡事先考慮會不會觸怒中國、會不會造成兩岸情勢的緊張，在戒慎恐懼的思維下，緩慢迂迴前進。然而，誠如本報團顧問、前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白樂崎先生昨日在本報發表的專文指出，從修憲開放總統直選、省虛級化等，全部都在台灣內部經歷公開而激烈的辯論，可以證明好幾道紅線最後只是白操心，那只是隨著民主而來的副產品。

　 吾人認為，從過去的歷史經驗來檢驗所謂的中國紅線說，一種是根本不存在的紅線，但是統派人士卻在改革的過程中特別強調不要踩到中國的紅色警戒線，企圖阻撓本土化與民主化的推動，事實卻證明紅線只是畫地自限，例如上述的總統直選與廢省。這種紅線說發展到了極端，甚至會把台灣推動本土化教育，也視之為漸進式台獨，企圖斬斷台灣與中國的文化淵源。在這種紅線無所不在論調的陰影下，台灣將寸步難行，無法拋棄歷史包袱，進行體制的改革。另一種則是中國確實設置了紅線，例如李登輝前總統訪美之行，引起了中國的文攻武嚇，甚至在台海進行導彈演習，展現粗暴的軍事威脅，儘管如此，台灣還是渡過了危機。因此，台灣在進行內部改革時，政策思維必須以台灣人民的權益為主要考量，不能陷在是否踩到中國的紅線，而進退維谷、猶豫不決。更應該如白樂崎先生所言，「不能由北京的領導階層來決定紅線是否遭到跨越」。

　 事實證明，如果台灣過度在意所謂的「中國紅線」，掙脫不了「不要觸怒中國」的莫名恐懼感，則一些劃時代的民主改革，從萬年中央民代退職、國會全面改選到總統直選、省府虛級化等，勢必不可能完成。台灣本就是主權已經獨立的國家，如果要改變國號或國旗，當然應該經由全民同意的公投程序。至於其他公共政策的決定，我們看不出有什麼舉辦公投的必要。總之，朝野若能堅持台灣優先，真正為台灣人民的利益著想，則不管中國是否畫定紅線，都阻擋不了台灣人民追求獨立自主、幸福快樂的心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