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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文化快遞〉
布爾迪厄式的誘惑

布爾迪厄式的誘惑隨著社會運動的代代累積，相較於傳統價值如「白手起家」「黑手變頭家」等，
新一代的年輕人其實更受「參與真實社會改造」
所吸引──「我長大要成為布爾迪厄」
而不是「王永慶」的新時代已然來臨。

文◎張亦絢 圖◎洪武平
　二○○二年一月二十四日，以社會參與及反全球化著稱的法國社會學家，皮耶•布爾迪厄（P ierre Bourdieu）在巴黎因癌症病逝，享年七十一歲。這個札記，是我在他去世前幾個月寫下的──
　法國雷恩市的地方電台有一個節目我聽過，專門放一些冷僻但有趣的好音樂，比如有天聽到的電子音樂，就有一種前所未見的奇幻笑感──
　早上八點還是九點，人躺在床上轉到的節目，三個主持人的聲音卻像在大半夜──你試試一直維持這種惺忪的語調，不容易喔──我聽著聽著，半個人睡著了半個人還在聽，他們在討論什麼？哈哈，布爾迪厄。怎麼討論呢？像這樣：
　「不錯啦，他真不錯啦！對不對？」（奇怪，你們在害羞些什麼啊？）
　「在外國可能比在法國有名──」（加入法國人典型儀式性的小小的悲哀）
　「他滿好玩的，他是，嗯，社會學家，不過他人還滿好玩的喔──」
　「他就是，堅決反對全球化──」（還是不得不告訴你他並不是平淡無奇的）
　「對呀，他還揭發不少關於媒體的問題」（你們至少該要有這個印象啦）
　「怎麼說？怎麼說？他真不錯──唉，媒體喔──」（不好意思，我們算對他頗有好感啦！）
　「怎麼說？他用簡單的方法討論問題但並不簡化它們──」
　「了不起！總算有句像樣的話了，怎麼不早說？」（全部的人突然都醒了）
　「讓我們再說一遍，他用簡單的方法討論問題但並不簡化它們──」
　「對啦，就是這樣啦。布爾迪厄。」（心情很好）
　「對，布爾迪厄。布爾迪厄。」 （真的心情很好）
　不久，真的看到這布爾仔，在以他為主角的紀錄片《社會學：鬥陣的體育》（La Sociologie est un sport de combat）裡──笑眼娃娃臉，像是營養好的吳念真，模樣討喜。他自己也知道──「我以前更可愛。」他在紀錄片裡對著年輕時的照片這樣誇獎自己，是一種我極其贊成的反對者應有的健康自戀。
　幾個可能特別值得記下的印象──布爾仔的女性主義呢幾乎是很不行的欸，老大你一看就是「沒受過女研社訓練」的呀──他拚命努力還是攔不住出口的刻板印象與陳腔濫調──但他至少對他的「不由自主」頗痛苦（好好的一個社會學家，說到性別問題，也感覺到不是語言的主人了吧！）布爾仔還是滿常走不出男性本位的──不過，至少看得出他勤讀女性主義諸著作，不時引用與溯及──然而出了這範圍，一想用「他自己的話」──「他的知識還沒變成他的身體」──卡住了。這個現象對年輕女性主義者應該可以有滿正面的鼓勵效果──看看布爾仔，想想自己──如果發現討論「性別問題」令妳／你覺得語言不夠用，這表示妳／你的水準跟布爾仔不相上下，不用太氣餒。
　另外，在護衛傅柯（Foucault）的那場談話中，布爾仔也令人印象深刻。
　他說道：「並不是說只有同性戀才做得出好研究，但是傅柯的反省和貢獻跟他是同性戀卻是脫不了關係的。」說到有些人要用傅柯的同性戀性身分來毀損他的研究，布爾仔語重心長、深情流露。
　此外，還看到幾個有趣的東西：
　首先是，布爾仔的工作揭示了一個反抗的文明化問題──強調對話要有批判性、有反省力──強調要有所研究如社會學家的工作──這都是一個將反抗文明化，將反抗化為勤工的過程──但這會不會落入某種「教養化」與「禮儀化」的訓導處工作呢？──在「挑釁」（被歸為無意義與野蠻）與「挑戰」（被歸為深具意義且高尚）間的分野，有時其實並不穩定。
　紀錄片末尾一場以布爾仔為主角的公開討論會，綜合呈現了上述問題。
　原訂的「討論會」到頭來變成一場叫苦申冤會，聽眾一告訴布爾仔，對現在年輕人來說，社會不只沒有進步，還是壞得沒得再壞，一副「看你怎麼辦」的樣子；聽眾二則怒道布爾仔的理論（分析不同家庭父母祖父母透過不同的方式屯積資源給下一代 進而再製不平等）──「什麼父母、祖父母，對我們來說根本就太遠了！根本就──」激動之餘對與會的聽眾喊道：「他只是布爾迪厄，不是神！」（布爾迪厄的名字後半部與法文的「神」諧音）──無意中點出來者可能有的「聽福音」的心態。
　這樣一場標準的脫序討論會有意義嗎？
　我想是有的。
　首先，像布爾仔這樣的知識分子在未來，將無可避免「只」作為「知識無效」的箭靶，像是這個壓迫性社會的「替罪羔羊」──他被選中，因為不滿不安的群眾知道選他是安全的──基於他對社會問題的深切批判，使他即使有所不爽，也不可能對這些群眾的痛苦絕對置之不理，這個「可以上演的衝突」保證了受壓迫的群眾不體驗「完全的驅逐感」──而這是人們迫切需要的──「完全的驅逐感」可能正是愈來愈多人會體會到的恐懼與痛苦，某種「全球化的痛苦」。
　布爾仔的回應不特別高明但是態度值得尊敬──這也許是新的知識分子的寫照：可以狼狽，不可以不戰鬥。他於是提到他正在做的工作，準備編輯出版他人未能出版的遺作，該著作正是著眼於移民的困境：「是為你們而寫的。」布爾 仔沒有法寶，他能做的就是告訴人們：大家說的話，對他觸動很大；他很希望對話能繼續、在場的人都能變成行動者──。
　他再三強調一件事，他所不能接受的是「悲觀」。
　第二個值得注意的東西則是──怎麼辦？反抗現在是有「文化性的」、「很有文化」的東西了！是社會學家在做的事了。不像以前，所謂文化人或文化產物可以被以反抗者自居的人們蔑視為只是宰制階級有錢有閒的消遣。
　具批判性與反抗性的群眾認同布爾仔的分析卻不能立即與其等同──愛布爾仔的人並不能變成布爾仔──批判與改革社會不再只是簡單的「課外活動」，而是可以變成像社會學家這樣的專業──但這中間有一個不容易被認識的神祕過程，布爾仔的形象也就因此變成巨大的誘惑。
　為何布爾仔令人垂涎？因為他研究的取向與曝光的方式使他比一般人更有「資本」去「顯得有人性」。──來到討論會現場的人固然有人是單純到只想聽取布爾迪厄的理論，但更多的，恐怕是為了親近某種看得見卻搆不著的社會戰鬥位置。這個理論導師與讀者奇特的緊張關係，我稱之為「布爾迪厄式的誘惑」。
　「布爾迪厄式的誘惑」的光明面在於，隨著社會運動的代代累積，相較於某些資本主義的傳統價值如「白手起家」「黑手變頭家」等，新一代的年輕人其實更受「參與真實社會改造」所吸引──一個「我長大要成為布爾迪厄」而不是「王永慶」的新時代已然來臨。
　然而，這些在觀念上受洗禮、心智上已革新的年輕人，卻也同時是資本主義舊勢力首先會剷除的一群──人文學科在高等教育系統中遭到的嚴重歧視，以及近年來法國右派政府大舉裁撤社教工作者的政策，透露出的清楚訊息不但是「政府不要培養另一個布爾迪厄」，也是「最好不要讓布爾迪厄型的人來貢獻社會」。
　法國以外的許多地區，愈來愈多的年輕人在閱讀布爾迪厄。
　然而，如何使新一代不只是受布爾迪厄誘惑，而是能像布爾迪厄般工作？──我想，這正是我們這個時代迫切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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