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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意識」豈可解釋為鎖國或閉關自守？
近年來統派媒體和若干在野人士經常批評台灣優先的主張是「鎖國主義」，而某些企業界人士也批評說，國內政治情勢強調本土意識，出現閉關自守，是投資台灣的致命傷。事實上，台灣不僅不是一個「鎖國」的國家，甚至是以出口為導向的「大貿易國」，企業界人士應當最為清楚，不知為何會有閉關自守的說法。據我們的推想，他們所謂的「鎖國」，大概是由「本土意識」衍生而來，因此我們必須將「本土意識」絕不等同於「鎖國論」作一徹底的釐清。
「本土意識」並非台灣所獨有。任何一國，只要它有獨立的國格、悠久的文化，就自然會產生「本土意識」。尤其在「全球化」浪潮席捲全球之際，凡是在文化上希望保持相當自主性的國家，莫不強調「本土意識」，俾與「全球化」的文化影響有所區隔。以德國為例，德國自二十世紀初期以來，即以強勢文化著稱，它不僅具有獨特的文化風格，甚至在科技產品方面也獨領風騷。然而自二次大戰戰敗之後，德國人在文化上產生了自卑感，在面對美國的強勢文化時自不免有情不自禁的認同感，以致戰後歐洲最美化的國家便是未統一前的西德。然而自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德國人已深悟如不再力倡「本土意識」，則德國將失去原有的文化特色而在文化上成了美國的殖民地。德國人的「本土化」運動並不表示要與其他國家斷絕往來，也不表示要「鎖國」來膨脹自我的優越感，只是希望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不迷失自我，不致遭浪潮滅頂。
在台灣，在政治解嚴之前，我們的文化衝擊來自美國及日本最多，尤其是美日的流行文化已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無所不在，甚至連我們的價值觀與世界觀幾乎與美日（尤其是美國）已融為一體了。自解嚴以後，美日的影響更為加大固不在話下，而另一支開始影響我們的思考與生活方式的文化，就是來自彼岸的中國文化。中國自一九四九年被共黨統治以後，實施了近三十餘年真正的「鎖國」政策，台灣的漢人反而成為最能吸收外來文化的一群幸運兒，然也形成了一種與中國有相當區隔的「台灣文化」。如果問「台灣文化」的內涵是什麼？我們可以作以下的具體舉覆：一、台灣文化與全球文化是一種共存的關係，有融合之處，但也有不完全融合之處。二、台灣文化中具有傳承自中國閩南的因素，但與傳統的閩南地方色彩也不完全雷同。由於外省籍的大量融入，中原文化、西南文化、兩廣文化，都看得到其痕跡。近年來藏傳佛教在台灣大行其道，則偶然也會看到西藏文化的痕跡。三、當全球化以席捲之勢湧來之際，流行文化（或稱之為通俗文化）固無力招架，但菁英文化仍具有相當的反省能力。近十餘年來台灣知識界高唱「本土意識」，其實是一種菁英群的自省，而不是隨波逐流的口號。四、台灣的資本家與以出口為導向的工業發展，早已使台灣融入世界市場；在台灣的若干產業，大致上都已與全球的企業接軌，成為「全球化」的一環。這些優秀的企業家，在投入全球化競爭的同時，並未遺棄「本土意識」，他們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甚至他們的終極關懷，仍是本土的，仍是屬於台灣的。最有趣的是，他們都各擁有英文名字，但私下卻互稱台語的小名，而這一聲台語的小名，才是他們深層感情中的聲音。五、家族是台灣社會中穩定的命脈，在台灣，家族企業以及企業中家長式的經營風格，已成為台灣企業界的一項特質，固不同於西方的模式，而中國自共黨革命後已將家族在社會中的架構全面摧毀，因此台灣的資本主義社會，必須要把家族特色加進去。此一特質造成台灣企業的穩定性、忠誠性以及強力的打拚精神。六、台灣在工業化的同時，不僅在物質生活上大幅提升，在精神心靈的自省方式也有相當的進步。最明顯的例證便是宗教的人間關懷幾已深入社會，成為政府以外最大的社會福利機構。最著名的有慈濟功德會、佛光山基金會，以及中部的中台禪寺等，其他如天主教、基督教的慈善團體，也都投入了社會互助工作。這是一種集體良心的表現，也象徵台灣在步入工業化之後，並未失去人類原有的慈悲良心。
綜上所述，所謂台灣的本土特質是開放的、是多元的、是自我調適的、是相互關懷的，我們不閉鎖，甚至更為現代化。我們強調的本土意識，是具有相當人文內涵的，一個有人文內涵的文化正如一棵大樹，有扎實的根莖，也有嚴密的枝葉，用通俗的話說，就是向下深耕本土，向上放眼世界。台灣文化的發展已成為一棵大樹，已有它的特質，它不是美國樹也不是中國樹。
我們必須承認，「本土意識」多少帶有排斥「中國意識」的意涵。從同文同種的觀點而言，我們似乎不應有「排中」的意識，但歷史的演變，卻讓我們不得不有所選擇。中國逾半世紀的共黨統治，在文化上他們已跟傳統說過了「拜拜」，而他們與現代化的接軌也只是起步，與我們上述的「台灣文化」本質有相當大幅度的差異。更為嚴重的乃是半世紀來，他們對台灣武力相向，一直以「解放台灣」為他們的終極目標，不僅在國際舞台上要封殺我們的地位、污衊我們的國旗國號，甚至口口稱稱說絕不放棄武力攻台，並以大量飛彈對準我們。近年來，他們以優厚的租稅條件，大量吸收我們的資金，並以逐漸發展中的市場來誘使西方國家的資金、技術大量投入。我們從未反對與中國的貿易關係，也未反對有限度的投資，但我們卻不能對飛彈視而不見，不能對資金的大量流失無所感受，不能不對社會上的中國熱有所警惕。
企業界人士都是社會的菁英，他們的一言一行都對社會有所影響。如果他們只想趕搭西進的列車，我們最多只能指責他們見利忘義；如果把「本土意識」說成「閉關自守」，則我們就不得不挺身而出，指責他們不僅不了解「本土意識」的精義，更要指責他們引喻失義，妄指政府實施得根本不徹底的一點點管制資金西進的措施說成「鎖國」政策。說實在的，我們真的不敢相信，台灣企業界的菁英會有如此偏差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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