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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91年5月26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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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山的那一邊—— 讀吳豐秋的東部小說《後山日先照》 文 ◎ 林宜澐 圖 ◎ 洪武平  長年來，這塊山後邊的土地往往被孤立在島上的時空之外。它的時間與空間彷彿都被特別地用不同的標準衡量，空間遼闊荒蕪，乏人建設，時間則停滯不前，鮮有變動，往往跟島上當下的政經情境沒有對話。 吳豐秋在為花蓮建構空間意識時，顯然無意從漢人的傳統觀點出發。他先接受了「後山」這樣的說法，但隨後以「日先照」來改變「後山」一詞中隱然暗指的價值秩序。這樣子的想法（情緒）其來有自，它呈現了許多花蓮人對於以福佬人為主體的台灣歷史論述的不滿以及有意無意的挑戰，這種感覺長年下來恐怕已然內化成當地居民血液裡流動的基因。但那畢竟只是騷動，在台灣當代的文學場域裡，我們其實還不曾眼見有關東部的文字書寫紮紮實實地衝撞過這個現實。吳豐秋的這本《後山日先照》（躍昇文化出版）在意識層面上雖然也不必然是這樣的企圖，但在文字底層，他某種亟思建立東部新世界（美麗新世界？）的焦慮卻處處可見。鄉愁加憧憬，吳豐秋在對歷史細節的不斷追憶中重新調整歷史論述的軌道。這本十餘萬字的長篇小說，其最主要的書寫核心即是在此。 這樣的歷史圖象首先必須建立在某些辨識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歷史的記憶與重組過程中，後山的花蓮人必須挖掘、體會出一種有別於台灣西部人的歷史感受方式。甲歷史必須不同於乙歷史，不同的客觀條件才可能引導出不同的主觀感受。因此，一套有別於「山前」的歷史觀察是必要的。而事實上，花蓮作為「後山」，也的確有著與西部未盡相同的發展脈絡。其中，日本經驗可能就是一個有效的切入點。 小說中，大戰結束後，剛接收台灣不久的祖國軍隊蠻橫地把胡椒仔和他兩個徒弟抓到司令部，胡椒的小兒子再添想求救於已經因為戰敗而自殺的前日本巡佐片岡健一，他跑到從前日本人居住的宿舍區，雨繼續斜斜的落下，輕打在再添的小臉上。面對著斑駁的紅色大門，他以嫩嫩的童音拉開喉嚨，用日語大叫：「片岡巡佐，你出來，你答應跟我打架的，現在我等不及長大了，你快點出來，幫我去和坐在大卡車上的那些壞人打架……，片岡巡佐……，出來……」（頁二十八） 這段童稚的招魂饒富意味，再添的吶喊內含了幾組對立的元素：新與舊，邪惡與正義，成人與兒童，他鄉與本地，在與不在。而這一切都指向一個已然消逝的救贖符號——片岡巡佐。日人片岡在這樣的脈絡中，很弔詭地成為一個可以驅逐異族的異族。對東部的花蓮人而言，日人誠然是異族，但在經過從一九二○年代開始，日人在花蓮築港、開路、設置移民村等大規模的經營行動之後，一九四五年重新收回台灣的祖國軍隊，反而相對地成了一個格格不入的闖入者。 吳豐秋的小說顯然十分在意這種弔詭的歷史情境，誰是土著？誰是異族？誰在？誰不在？這其中的愛恨情結未必與民族大義直接相關，在民族的角度之外，這一段歷史大可以有更複雜的談法。片岡巡佐在吳豐秋的描述下，大大方方地超越了種族甚至於敵對國的界限。他不但寬容地對待台灣人的抗議，甚至還暗中搭救受傷的美軍邁克，豁然大度的義舉讓來自中國的四位軍官為之動容。 方少校語畢，又和其他三個軍官私談一番後，由方少校領頭喊口令： 「起立！」 四個人同時從座位站起，面向神案上擺放的武士刀。 「敬禮！」 軍官們齊向武士刀行舉手禮。 「禮畢！」（頁四十三） 這一段十足簡化了歷史的情節，卻強有力地展現了吳豐秋的浪漫與信仰。片岡的精神在這裡成為一個已然除魅的清朗象徵，那是一種境界，一種既古典又現代的崇高境界。片岡不屬於哪個國族，他將人類的愚蠢、自私拋得老遠，以殉道者的架式將大戰期間糾纏在一起的中、日、美、台各國的矛盾衝突在剎那間全部解消。剎那。就只是剎那。剎那當然不是永恆。 因此，吳豐秋的筆觸很快又回到了矛盾的現實，而這現實中的種種較諸日據時期只怕更是一場難醒的惡夢。台灣光復，一切究竟是向下沉淪或是往上提升？面對這樣一個險惡的質疑，吳豐秋透過小說書寫，將問題拋回到人性的原點上。就像小說開頭所塑造的片岡巡佐形象，他相信人就整體而言，是可能無限寬容而處處有生機的。即便是一場夢魘般的沉淪，人也將因為某一些堅持而得以救贖，這樣的情懷對吳豐秋而言其實是鄉愁，羈旅海外多年，長時間被置於所謂黑名單之中，他深深了解，政治的難題往往無法用政治解決，人性裡的善意可能才是唯一的契機。 所以在小說的敘述裡，我們一方面看到一個個跑來跑去有如驚弓之鳥的善良百姓，在光復初期是如何不適應新來的政權。但在另一方面，我們也看見了小說中陳家三代人在那樣的亂局中，竟是那麼冷靜地活了下來。那種冷靜未必有絲毫復仇之意，卻可以肯定其中滿是堅忍不拔的自尊。陳家阿嬤雨綢在事件中的態度是個鮮明的典範，她在風雨裡一路走來，孤獨而強韌的身影是個重要符號，可以說，當吳豐秋以一介遊子面對那樣一段荒謬的歷史時，他心嚮往之的恐怕就是那樣一種決絕又不失包容的方法。小說裡幾段提到雨綢阿嬤的文字都隱隱然呈現了那樣的傾向。 來旺忍不住疼痛的一聲聲哀號不時貫串屋子裡婦孺們嚶嚶嗚嗚的悲泣。雨綢雙眼圓睜，嘴唇抿成一條直線，擰了一片濕毛巾默默無語，仔細的擦拭北印的臉龐、頸脖、胸口、雙手、雙腳和留著一個彈孔滿是血跡的腹部…… 過於冷靜的態度讓老友都覺得難以置信。達佑老淚縱橫地質問她： 「自己的丈夫走了，妳一滴眼淚也捨不得掉，雨綢姐，妳的心腸真的這麼硬嗎？」 「達佑，你若真是我的好兄弟，馬上給我閉嘴，趕快去把牛車套好，趁軍車和兵仔還沒回來之前把滿堂、安堂和來旺帶去，好好替我照顧著他們。」雨綢未改她鎮定的神態和冷漠的姿勢，繼續著她擦拭的工作。（頁一一六） 這種冷漠的態度是在歷史的面前轉過頭去，拒絕觀看，拒絕與它發生任何關係。既然歷史的進展是如此的荒誕而不可知，可笑而無法掌握，那麼，迴過身子，轉過頭去，或許還比較可能獨立地呈現出作為一個人的較好內容，而無需跟著荒謬的歷史起舞。 這樣的形象其實十分符合東部後山的情境，長年來，這塊山後邊的土地往往被孤立在島上的時空之外。它的時間與空間彷彿都被特別地用不同的標準衡量，空間遼闊荒蕪，乏人建設，時間則停滯不前，鮮有變動，往往跟島上當下的政經情境沒有對話。此地的居民長期下來已隱然習慣於一個缺席的政府，生於斯長於斯，後山的人參與的似乎是這島上另外一套的歷史。而當居民無法預期在「他人」的時代中獲取太多實質的養分時，便會醞釀出自己的某種傾向、某種態度，而這種傾向會形成一種氛圍，乃至於薰染成一款的文化。在後山花蓮，至少在吳豐秋觸目所及、所想像的後山花蓮，那樣的氣質的確存在。《後山日先照》中所鋪陳的許多現場情境，在在都可以提供吳豐秋抒情或言志，從容不迫地為花蓮建立有別於山前的歷史意象。其中，阿嬤雨綢的美麗與哀愁即是這一路思維的最高峰。 可以說，對吳豐秋而言，這款「轉過頭去」的文化即是整個後山花蓮的存在基礎。這意謂著，花蓮在這裡可以有一個比較不同的發展契機，她比較有機會用不同的方法去處理一些古老的問題，譬如說族群，一個在台灣這樣的移民社會裡往往讓人頭痛不已的問題。 近百年來，花蓮基於地理和歷史的機緣，似乎比較成功地維持了境內各族群間的融合，至少在吳豐秋的觀察和想像中是如此。就歷史因素而言，這裡其實是個島內二度移民的社會，不論閩或客，其父祖輩多半來自山前，而且在該地都曾有過不愉快的失敗經驗，才因此跋山涉水，在一無所有的情況下遷居此地。這種一切歸零式的移民經驗，或許有助於降低人與人之間衝突的潛在可能。而就地理因素來說，對外交通的不便甚至阻絕，使得此地居民隱約體會到再退一步即無生路的困境。在選擇項相對較少的情況下，族群間以融合取代對抗，也是歷史發展過程中一個合理的方向。 不過，這樣的說法畢竟還只是圍繞在歷史謎團四周的模糊推測。現實地說，後山花蓮真的已然是族群融合的新樂園？在東部的開發過程中，族群之間果真都相安無事，全然不見暗潮洶湧乃至於海浪滔滔？在歷史尚未告訴我們真相前，小說家吳豐秋已迫不及待地要在書寫中描述一些美好的身影與聲音。譬如，他寫本地人來旺和來自中國的兵仔之間由衝突邁向和解的過程： 來旺原本十分不耐那些經常在奉茶茶棚流連不去的中國兵，一回他甚至破口大罵：「沒水？你祖宗欠你們的？要喝水，田溝裡有水啊！海邊的水更多啊！為什麼自己不去喝？」這時雨綢阿嬤出面制止，並說了一番道理給來旺聽：「他們也實在是沒地方去，所以才到這裡喝茶開講，並沒有做什麼害人的事啊！以後不可以再隨便罵人了，真的忍不住罵人時就唸阿彌陀佛，聽見了嗎？」就這樣，過了一段時日，來旺把幾十張生面孔逐漸的看熟了，原先覺得討厭甚至仇視的感覺不復存在，有些人開始向他打招呼……再過不久，大夥人都「來旺、來旺」的叫他，而他也能叫得出其中一些人的名字來，例如「小鬼」、「張大海」、「高廣義」、「錢得勝」及「大毛」等等。 吳豐秋藉著這段情節，讓圍繞在奉茶亭四周的不同族群人物演出了一齣後山版的戀戀桃花源。所謂演出的意思是，它所呈現的，未必是常識或史料意義上的真實，它可以只是Art，一個Artificial意義之下的Art，一個雖是人造虛擬，卻又飽滿無比的藝術情境。詩言志，一篇虛構的小說所承載的，原本就不必然是有聞必錄的所謂真實內容，當然，也就未必不能是無中生有或強化、增色的想當然爾。這是小說在處理歷史題材時，一個容易引人爭議，卻也因此讓小說書寫得以騰出大幅空間盡情馳騁的弔詭權利。吳豐秋正是在這樣的基調上解讀東部歷史，離鄉數十年，他將內心的迂迴轉折不加遮掩地呈顯在情節的編撰上。故事必須這麼走，故事必須那麼走，小說中那些幢幢人影對吳豐秋而言，除了是歷史之外，甚至還是一種信仰。他深信，在後山，像那樣堅定的愛與教養，將為這塊島嶼模擬出一種典範，後山日先照，這優質典範就在看似零落的花蓮歷史中被舉起，包容一切，統合一切，吳豐秋浪漫而深情，他念茲在茲，對後山這塊土地的人與事，的確有不一樣的寬闊觀點。 也因此，小說中雅貞與雅慧兩位外省姐妹的遭遇便格外引人注意。兩人的父親因為舉發不法而遭謀殺，之後姐妹二人進入陳家，在雨綢阿嬤的庇蔭下，歷經一番風雨而終能茁壯成長。其中雅貞為了搭救身陷冤獄的志遠，毅然逕赴唐山，後來成功地與志遠一起輾轉到了日本。雅慧則是在嫁給耕土之後也因白色恐怖而繫獄，最後在眾人全力搭救下，出獄產下一子，而有了平靜生活的新契機。 這樣的情節讓人關心的，是兩姐妹與其父祖之國間的聯繫。事實上，當刺殺她們父親的槍聲響起的那一剎那，她們二人已然是無所依附的斷線風箏，在那之後，姐妹倆在陳家的以身相許，乃至於認祖歸宗，無非都是舊世界在她們身上逐步隱退的必然後果。這種情節的鋪陳未必是某種的政治正確，對吳豐秋來說，外省血緣的加入，應是一種令人欣慰的融合，而這些都發生在後山花蓮，也正因為此地的大山大海，使得這個被期待的故事顯得更加波瀾壯闊。 整本小說一路娓娓道來，其間並未特別穿插驚心動魄的情節起伏，它非常庶民，緊貼著花蓮居民的記憶而寫，小說中許多細節都是地方上相傳有年的小故事，吳豐秋在這些基礎上，意有所指地架構了整個故事，寬闊的格局令人舒暢，成績是斐然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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