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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人士應謹守專業倫理避免介入政治
中央研究院院士會議前天選出第二十四屆院士，新院士專長包括生物統計、分子生物學以及癌症生物學等創新領域，另外在束流及加速器物理、哲學等領域，也再添生力軍。
這次中研院院士會議引起各界注意，主要不是新院士選舉一事，而是院士會議中的若干提案。有些院士在會議中提出大學必修生物科學、國中基測加考作文等提案。這種提案方式並不是宏觀建言，而是牽涉到具體政策的細節，不論在執行層面還是影響層面，都還大有細部研究的餘地，中研院院士以學術之尊提出類此建議，自然會引起社會大眾的議論。
在我國的學術研究機構中，中研院具有特殊的地位，其中的院士制度又是一大特色。但是，在現行的院士制度下，許多院士長年居住海外，一方面與國內的學術研究有所距離，一方面也對台灣政治、經濟、社會的變化不甚了解。以今年產生的新院士為例，新當選的二十位新院士中，在國內工作的只有六位，國內院士的當選比例明顯比前兩屆降低。而目前的二二五位院士中，在國內工作的總數也只有七十人左右。
長年在海外從事學術研究的院士，如能將國際學術的尖端成就帶回國內，刺激國內學術研究水準的提升，自然是一件好事。大家也都知道，多年來我國的學術進步，中研院院士可以說是功不可沒。這次院士會議所提出的大學必修生物科學，主要是著眼於生物科技已成最有潛力的新興產業，國際主要國家紛紛投注大量的人力物力，台灣經濟要持續升級發展，當然要向國際潮流迎頭趕上。不過，以我國的學術環境以及教育體制，生物科學列為大學必修的作法，是否是普及和提升我國生物科學水準的最佳途徑，可能還需要更進一步的務實研究。
對於院士會議中的諸多提案，在國內工作的院士就不諱言地指出，有些從國外回來的院士，較不清楚台灣政策與民情，提的案子本意不錯，但這些案子不是已在進行就是和現狀相差太大。也有在國內工作的院士要求，提案人要提出較嚴謹的研究數字，提案內容要令人信服，不能提一些在台灣根本做不到的事情。針對提案制度，有院士建議院士會議的提案，應當是有關台灣社會改革的宏觀性政策建言，不應過度集中於政策執行細節，否則可能傷及中研院的學術威望與定位。以上這些檢討，其實正是學術精神的體現。
透過這次院士會議提案的問題，不禁讓人聯想到學術與政治的關係。日前副總統呂秀蓮在院士會議致詞時，有在場院士以反對政治介入學術為由，批評呂副總統的致詞內容。吾人不解，國家領導人的言論涉及政治或政策議題，是任何民主國家常見的現象，呂副總統既沒有強迫院士接受她的看法，也沒有以她的看法干涉中研院的學術研究，為什麼有些院士就不顧起碼的待客禮數呢？一個學術工作者面對與自己不同的意見，立即引發如此情緒性的反應，不是令人懷疑其從事學術研究時，很容易受到自己偏執的意識形態影響嗎？
不僅如此，近年來有些地位崇高的學術人士，往往憑藉學術研究上的權威地位，不斷企圖影響政府的政策，尤其是在兩岸政策方面。我們十分不解，學術人士不論專業成就如何，但其影響力應當侷限於專業研究領域，即使不同專業也是隔行如隔山，遑論複雜萬端的政府政策，更不要說涉及國家安全的兩岸政策了。政府政策的制訂與執行，兩岸關係的實際互動，都是緊貼現實的操作，與研究室或實驗室的封閉系統截然不同。如果頂著學術光環便自以為是，對各種政策都要唯我是從，甚至自以為可以充當兩岸調停者，不啻是迷失到「忘了我是誰」的境地了。
中研院人才濟濟，大多數院士與研究人員默默耕耘，對我國的學術進步，從而促進經濟發展，都有令人尊敬的貢獻。但我們認為，愈是專業的社會，學術工作者便應當謹守專業倫理，以學術成就獎掖後進、回饋社會。隨著台灣的民主進展，學術自由已受到更有力的保障，任何學術工作者都不必擔心受到政治干涉，地位崇高的中研院院士更不必有此顧忌。在民主開放社會中，所有學術工作者，尤其是頗具威望的中研院院士，反而應當善加體會社會的期待，不要誤用自己的學術地位，把手腳伸到政治領域，讓自己的學術角色染上濃厚的政治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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