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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旭成 在民主國家軍隊國家化，並接受國會監督，是天經地義的事，文人領軍也是民主政治的常態。就增進國防功能而言，國防不能全由「純粹軍事觀點」主導，軍隊需要多元和創新的思維，因此國防事務必須吸納來自社會各階層的菁英共同參與決策。 去年十一月陳總統接見擔任過參議員的美國前國防部長柯恩時說：「未來國防部長將由文人出任。」嗣後並一再向美國國安專家表示政府推動文人領軍的決心與政策。不可諱言的，軍方一些保守人士對於文人領軍的觀念與實踐是有些疑慮與誤會。筆者幾年前參與制定國防二法的過程中，也聽到質疑改革的聲音；他們扭曲文人領軍的意義，認為軍人一旦退伍卸下軍裝就是文人，說軍人也是來自於社會各階層，本身就足以代表社會的多元性。 其實軍事專業只是社會不同專業之中的一種，而國防政策需考量全部的社會因素，這些因素的判斷和掌握不是軍人脫下軍服一夕之間就可以改變思維模式達成的。因此在我國國防部組織法第十五條規定國防部員額文職人員之任用不得少於編制三分之一。這些文官和未來的國防決策者要從什麼地方來？如何培養他們的專業？ 國防二法對文人領軍的實踐規範，目前仍有 緩衝期，政府應有前瞻性規劃，國防部應全力落實政策，接納與廣徵不同專業的文官，培養出優秀的文武兼備人才，以美國為例，現任國防部部長倫斯斐曾任國會議員；現任國防部副部長沃佛維茲在國務院擔任過亞太助卿與駐印尼大使；同樣的，國人所熟悉的李潔明（James Lilley）也是標準的文官，他在老布希總統底下擔任國防部助理部長以前，曾在國務院工作過，並曾任「美國在台協會」主任，駐韓國與中國大使，及中央情報局的特派員。在一九九六年三月北京對台文攻武嚇時，主導五角大廈派遣美國艦隊到台灣水域監視共軍 行動的裴利國防部長出身自學界（賓州大學），並在企業界工作多年。在柯林頓第二任，坎柏（Kurt Campell）博士由哈佛大學借調擔任國防部副助理部長，在美台安全合作上扮演重要角色。每天在五角大廈上班的，有一半以上是文職人員，美國的經驗確實值得台灣借鏡。 準此，台灣國防部未來的各階層文職人員有四個來源： （一）國防部以外的各部會文官：當然他們亟須加強國防專業知識的培訓，行政院應有全盤規劃，未來公務人員晉升十二職等高級文官前應先到國防大學進修九個月到一年，研讀戰略、外交及其他有關國防的課題，以擴大他們的視野。 （二）學術界與企業界：除了軍事問題專家以外，國防部同樣需要熟悉國際關係、科技、經濟、管理與經營的人才，這些人才不可能完全由軍方培養出來，可從學術界與企業界招募。 （三）退役軍官：國軍精簡過程中，許多優秀軍官可轉任國防部文職。如果他們有適當的專長，也可到政府其他部會任職││部會間官員經驗與專長交流有助於減少狹隘的本位主義，增加決策的周延性。 （四）立法院：美國歷任不少國防部長出身國會議員，這不但體現文人領軍的精神，也因為這些特定國會議員對國防業務不但熟悉，而且被認為是權威。未來台灣的立法委員出任國防部長及其他國防部決策職位是大勢所趨（立法院幕僚也可轉任國防部中級文職人員），吾人期許更多立委（與助理）多讀書、作功課，提升專業知識，增進對國家安全的了解，才能勝任決策與領導的功能與責任，也才能服眾。
（作者張旭成╱立法委員） ☉無序 今年中研院院士會議受到政治紛 擾的地方特別多，媒體已多加報導不必在此重複，惟少數報導有繪聲繪影之嫌，筆者以參加會議所得印象，盡量做客觀說明。首先，呂副總統的開幕典禮祝詞，由於剛好碰到香港回歸五週年，她特別以香港回歸做主題，用數字比較回歸前後的變化，不只政治不再民主，香港人對一國兩制失去信心，經濟也開始凋零。因為呂副總統沒有說明資料來源，有些院士質疑她所用數字的正確性，少數經濟學家則認為香港經濟不振的原因有一大部分來自「港人治港」不如「英人治港」，和受到世界大環境的影響，不能全歸罪於香港的回歸。除此之外，部分 海外和緬懷「祖國」的院士，則認為祝詞裡摻雜太多政治味道，但絕大部分人都印象深刻，即使不贊同她的看法，也欽佩她講得頭頭是道，更被她柔性的態度和語調所折服。 一般晚宴致詞總是些輕鬆開胃 的寒暄，可惜呂副總統一不做二不休，來個續集，把大陸比做猛獅，台灣成為一隻被嚇壞了的Kitty貓。她呼籲行走兩岸的院士，用他們的影響力勸大陸政權，與台灣「和平相處，共創雙贏」，不要把四百多枚火箭對準台灣，到底台商還是大陸經濟起步的急先鋒。本來換個場合，呂副總統的話不只是正確的，也可藉此喚醒逐漸迷失的台灣居民。但少數學術純真派和「大民族主義」理想派院士，心中再也忍耐不住，私底下指責李院長把政治帶進中研院，項武忠院士對呂副總統和李院長更提出大聲的抗議。項院士抗議後，的確可聽到鼓掌和叫好聲，筆 者剛好坐在鄰桌，覺得聲音相當熱烈震耳，因此轉頭觀望四方，發現這些叫聲主要來自項武忠那一桌，其他桌子則只有零星的喧嘩，原因是絕大部分人一時錯愕而不知所措，所以沒有普遍的表達贊同或反對，媒體所報導的「如雷掌聲」，就是有也只是來自數十桌中的一、兩桌而已。 大部分院士是學有專精的學者， 在某些專題上有極深入的研究，在專業外的判斷或人生素養ＥＱ等就不見得比常人強，他們一樣會意氣用事，會被意識形態所左右而不自覺。大概是醉酒吧，在宴會中就有一位美國名校的傑出醫學教授，站起來語無倫次的談些有教養的人不會在任何場合說的話。另外項武忠身為世界級數學家，用在此問題的邏輯分析和判斷是否正確呢？首先，大陸政權以四百多枚火箭對準台灣，為的是威嚇台灣人民，使他們不敢表達自由意志，乖乖屈服於中共政策，這種威脅到台灣居民生命安全的策略，怎能說是簡單的政治問題，我想台灣人民的民權已經受到 侵害，這種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為，難道是有良知的學者所能認同的嗎？至於李院長有否把政治帶進中研院，李院長怎能預知呂副總統要講的話，而且正如總辦事處梁先生勇敢的站出來辯護，在民主自由社會裡，每個人都有參與政治和表達政治理念的權利，只要李院長不干預院內同仁的政治傾向，也不打壓與他政治理念不同的人，他又有何不對。中研院該維護的是學術的獨立與自由，而不是禁止院長和員工參與民主政治。不如在此請大家憑著良心說句公平話，是現在的或是過去的中研院更有學術自由。 大家大可不必過分崇尚院士頭銜，政府和民眾該尊重和重用的是院士的專業學識和判斷，在專業外，他們和其他受過高等教育並在世界走透透的人其實並無多大差異。（作者為中研院研究員，無序是筆名）
☉柏紫漫 拜讀了麻衣子「惡性高溫」（自由廣場，六月二十五日）、李俊鋒「回應惡性高溫」（自由廣場，六月二十七日）兩位醫師對於「惡性高溫」的看法。我想，除了醫師間的論辯之外，何妨讓我們以一般消費者的眼光來關心一下這件事。 「只要是中華民國醫師法所指稱之醫師經過訓練 均可施行麻醉。」外科醫師總是緊抓著這項法律條文來強調其師出有名：非麻醉專科醫師在經過「訓練」後施行麻醉是「合法」的。中華民國醫師法既然如此規定，適法性是無可爭辯了。謝女死於隆乳手術一事看來是「合法」地由「經過訓練」的外科醫師施行麻醉。然而，儘管當事醫師施行麻醉合法，但更重要的是：當事醫師是否有能力處理在手術期間因為麻醉而帶來的併發症？發生併發症的時候是否做了適當的處置？既然這些「經過訓練的醫師」選擇自行施行麻醉（或藉由麻醉護士的協助），那麼就要在手術期間負起相當於 麻醉專科醫師的責任。對病患而言，問題的重點不在於爭辯合不合法，而是在緊急狀況出現時所採取的急救措施是否迅速恰當！合於中華民國醫師法的規定固然是施行手術的前提，但是僅僅求「合法」而在手術現場對發生的麻醉意外束手無策的話，那麼試問眾多寧可自行施行麻醉的醫師們：你們的「相當於麻醉專科醫師的責任」到哪裡去了？難道因為事件本身合法，你們在麻醉併發症方面的處理就免除了救助的責任了嗎？ 誠如李俊鋒醫師所言，此件整形手 術是否真的是併發惡性高溫仍待釐清。那麼我們這些外行人先不要預設立場。讓我們先做一個假設：謝女不是因為併發惡性高溫而導致喪命。接下來請大家想一想，難道麻醉併發症只有「惡性高溫」一種嗎？當然不！那麼我們這些外行人是不是可以放心大膽地假設：施行麻醉的非麻醉專科醫師都具備緊急處置麻醉併發症的能力呢？再回過頭來想想，萬一真的是併發惡性高溫呢？李俊鋒醫師指出：「惡性高熱症致命性高但絕非如麻衣子醫師所言只有醫學中心的麻醉專科醫師才懂此一疾病治療」。那麼我可不可以問一個簡單的問題：既然如此， 那位當事醫師懂嗎？如果懂，為何王姓外科醫師指稱這是機率僅有「百萬分之一」的「過敏」反應，而在國內「只曾出現過一個案例」？對照麻衣子醫師所提出的解釋與實例說明，二者相差豈止十萬八千里！恕我冒昧直言，當事醫師如果不是因為缺乏麻醉專業學識與臨床能力而提出如此離譜的說法，那麼我不禁要懷疑他是否存心隱瞞事實，欺瞞病患家屬與社會大眾。而我寧可選擇前者，相信他的醫德。 一位盡職的麻醉專科醫師是一件成 功手術的幕後英雄。但綜觀台灣的醫界，似乎一提起「麻醉專科」就忍不住要大動肝火批評一番，會動到刀的科裡頭多多少少有一群醫師覺得麻醉醫師老是「為了利益排除他人從事」。擺在眼前的事實是：目前在台灣所施行的大大小小需要進行麻醉的手術中，有很大的比例都不是交由麻醉專科醫師負責。醫院裡面的外科（甚至婦產科）和麻醉科的心結早就不是新聞了。「我辛辛苦苦開個刀，為什麼還要讓麻醉科分紅？」然而，李醫師也同意「專業分科是為了增加注意能力減少錯誤」。我也絕不會找一位婦產科醫師為我診斷眼睛的毛病，我想 一位眼科醫師應該比一位婦產科醫師更能正確診斷與醫治眼科相關疾病。相同的道理，為什麼要大家相信「中華民國醫師法所指稱之醫師只要經過訓練就都懂麻醉」？每個人的體質不同，對麻醉藥物的反應也不同，麻醉絕沒有一套放諸四海皆準的施行步驟。那麼，請麻醉醫師專責手術的麻醉，增加注意能力，減少錯誤，不是再自然也不過的分工嗎？但是我看到、聽到的卻是「經過訓練」的醫師一再地把那句老台詞搬出來：「只要是中華民國醫師法所指稱之醫師經過訓練均可施行麻醉。」為什麼有那麼多的醫師認為沒有麻醉醫師他們也可以做得跟麻醉醫師一樣好？就因為偉大 的「中華民國醫師法」？不管這是「依法行政」也好，「官員說法」也罷，請問各位醫師，你想過病人的看法嗎？你又把病人的權益置於何地呢？關於這一點，我一直無法理解。 當這些「經過訓練的醫師」人人搶著施行麻醉之時，難道病患就只能自求多福，祈求上蒼千萬別讓自己倒楣碰上麻醉併發症？當然，並非只要有麻醉專科醫師在場，就一定可以擔保手術成功無差池，所有的麻醉併發症都能輕鬆解決，但是至少降低了手術風險，增加了活命的機會，不是嗎？ 當我的親人至愛要接受手術時，我衷心希望有一位麻醉專科醫師在場。 （作者為輔英技術學院助理教授，柏紫漫是筆名） ☉林永順 筆者因參與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計畫，專注於對友邦協助的食品加工推展，而於近年內在西非友邦塞內加爾工作近五個月時間，對於近日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批評陳水扁出訪，說我國友邦是個鳥不生蛋的地方一事，我認為有義務為這樁「鳥事」澄清一下，更依親眼目睹的景象為塞內加爾的現況做事實說明。 在塞國，我最大的樂趣是每日在陽台或在路上停車觀看鷹群飛 揚，那不只是一、二十隻鷹，而是數十隻或數百隻老鷹在天空中盤旋；在一大片滾滾黃沙地的藍天上，隨處可見成群的老鷹、禿鷹、烏鴉及各種大小鳥類在天空飛翔，那種美！那種悸動！甚或感動！實非筆者筆墨所能形容，無論是到最南部的吉甘秀（Ziguancho）或到最北部的聖路易士（St. Louis）（塞內加爾面積約為台灣五倍還多一些，約十九點六萬平方公里）；在其聖城杜拜（Touba）看到數十棵結巢樹上，掛滿可能高達上萬個鳥巢的情況，總教我驚訝不已！可確定的事是，西非塞內加爾的鳥比筆者上班的屏東 科技大學附近還多（屏東科技大學極有可能比全省任一城鎮或大學有更多鳥，學校有時還可看到老鷹），我想說的是，塞國不只是鳥數量多、種類也多。 但就算每日見到了可能上千隻鳥，見到數萬個鳥巢，筆者確實未見到「鳥在生蛋」，故親民黨有人問陳水扁總統「是何時何地看到鳥生蛋？」 我相信他們說的是事實，我每日很仔細小心地在塞內加爾觀察，很長的一段時間，都不曾見過鳥生蛋。陳總統到塞國訪問的時間只有短短三天，未能見到鳥生蛋的事實，倒是沒有什麼好懷疑的。
（作者林永順╱屏東科技大學農企業管理系副教授） ☉林慶宏 正當國人對阿扁總統率領工商企業界人士赴非洲訪問邦交國寄予厚望，並預祝其非洲之旅能夠順利地達到鞏固我國與非洲友邦邦交之際，親民黨主席宋楚瑜竟以「去鳥不生蛋的地方」批評訪問塞內加爾之旅。這充分凸顯宋主席心胸狹窄，缺乏國際觀，未能體諒我國目前所面臨的國際外交困境。何況非洲友邦還是國民黨時代結交的，請問當時宋先生在那裡？這件事十足表現中國人沙文主義的心態，難怪滿清帝國把台灣比喻作「花不香、鳥不語」的化外之地，真是同出一轍，不足為奇。 台灣要在國際上生存下去就得努力與我國維持邦交的友邦保持良好的關係，並且勇敢地走出去以開拓更廣大的國際空間。目前中國處處打壓我國國際生存空間，政府能夠於艱難的環境之下與二十幾個小國家建立邦交，已屬不易。如果批評政府與弱小國家作外交，那不也就是替中國說話來削減我國的國際空間。其實那些不認同台灣的人恨不得我國與所有友邦斷交，以便早日達到與其心目中的祖國統一的夢想。 在所有非洲國家之中，塞內加爾共和國算是一個比較不錯的國家。該國面積十九萬六千平方公里，人口一千零三十萬人，該國於一九六○年四月脫離法國獨立，二○○○年之國內生產毛額（購買力平價ＧＤＰ）為一百六十億美元，每人平均年所得一千六百美元。ＧＤＰ產值之中，農業占十九％、工業二十％、服務業六十一％，主要工業包括農、漁產品加工、磷酸肥料採礦、肥料生產、煉油及建築材料生產；二○○○年之出口總值計九億零六千美元，主要出口產品有漁類、花生、石油產品、磷酸肥料及棉花等。 塞國於一九九四年一月在國際友邦的支持之下，採取大膽的經濟改革措施，把該國貨幣大幅貶值五十％，去除政府價格管制與補貼，於是一九九五至一九九九年之間，實質經濟年平均成長率達五％，通貨膨脹率降低至二％，財政赤字占ＧＤＰ比率下降至一點五％，一九九八年外債估計四十一億美元，占ＧＤＰ之廿五點六％，投資持續增加，從一九九三年之十三點八％增加至一九九七年之十六點五％。 塞內加爾屬於西非經濟聯盟，正致力於推動更密切的區域間貿易整合，期能增加經濟合作。塞國於一九九六年即已建立完整的網際網路連線，刺激了資訊技術相關服務業的興起，私有經濟活動占ＧＤＰ的八十二％，二○○二年經濟成長率預估六％，通貨膨脹率維持在二％水準。 根據二○○二年佛雷撒研究所（The Fraser Institute）公布全球經濟自由化評比，塞內加爾在全球一二三個國家中排名第八十九，該國財政穩健，經濟成長表現良好，物價穩定，是自由民主的國家，經濟自由度領先中國（排名第一○一），同時其平均每人所得相當於中國的兩倍。所以宋楚瑜錯了，塞內加爾共和國絕非鳥不生蛋的地方。
（作者林慶宏╱高苑技術學院經營管理研究所所長） ☉韓明榮醫師（高雄市醫界聯盟協會會長） 今年七月一日是香港回歸中國五週年紀念日，當年鄧小平為了安定香港的人心，也希望香港回歸中國來做為台灣的樣板，所以他特別提出「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政策，現在讓我們來檢驗一下。 我們看「一國兩制」，舉一個例子，香港自 一九九七年至今已遭受到三次雞流感肆虐，大量的雞隻被屠殺掉，以嚇阻雞流感的流行，甚至也有人感染雞流感而死亡。香港為什麼會發生雞流感，大家相信病毒是由大陸南方傳染過來，因為香港的食用雞只有二十％是香港本地飼養的，大部份都是由大陸南方進口的，所以大陸南方有雞流感流行時，很快就傳到香港了。談到一國兩制，有關雞流感的防治真是一國兩制，香港方面，飼養管理、檢疫都很嚴格，但是在大陸就不是這樣了，管理鬆散，消毒以及病菌的隔離都不嚴格，所以在大陸南方雞流感很容易發生，且大陸當局對雞流感 自己不做研究也禁止別人研究，所以到底發生什麼疫情大家都不曉得。因此，雞流感的防治如果再「一國兩制」下去，可預測香港雞流感的疫情將是沒完沒了。 另外談到港人治港，香港特首董建華可以說是一手由江澤民圈選的，而且香港政府做事情也不必向民選的立法單位負責，所以表面上是香港的董建華在治理香港，其實重要關頭的主控權還是在北京，所以港人治港只是口號，並不是事實。香港回歸中國五年來，香港人的感覺是整個香港向下沉淪，國民所得下降、房地產的生意衰退、失業率增高，他們看不到香港的未來，而且對中國的認同感也逐漸下降，回歸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有三十％，到現在想做中國人的只剩二點二％。 從香港回歸中國的例子，台灣人應該清醒，不要再走香港人的命運，香港人是不得已的，由於英國向中國租借香港九十九年，所以香港必須回歸中國，但是台灣不一樣，台灣目前有自己的政府、有自己的主權，我們應該走自己的路，不要再聽信中國的美麗謊言─「一國兩制」。中國人常是不守承諾，翻臉如翻書，我們應堅定反對「一國兩制」。 ☉張復聚醫師（高雄市永安診所） 香港回歸中國五年、民主法治退步、經濟衰退、人權嘛無好！ 台灣人回歸台灣二十年（對美麗島算起），民主是模範生、經濟繁榮、法治繼續充實完美、人權不斷teh提高、國際地位嘛愈來愈懸。 台灣人，你beh愛叨一項？ ☉陳澄賢 我國農業在國際上、技術層面可算是很先進的國家，但農業在政府的政策主導下，有許多問題，像農業用水與排水系統幾近荒廢，當時給水與排水系統都曾興建，但年久失修，給水系統還算及格，排水系統年年淤積，已無排水功能。向水利單位反映，結果就只有一句：「沒經費。」單就下一場急雨，田間的水，就無法排出，農作物成了泡水菜，損失的不只是金錢與心力，農民對農業也產生了無奈感，還談什麼永續農業呢？ 再談綠肥政策，政府的原意是以綠肥制度，達到休 耕與輪作的原則，藉以控制產銷調節，一年兩期的綠肥種植，農民可獲得政府每公頃八萬二千元的補助金。但是沒種植綠肥而種植蔬菜、瓜果的農民，這下可苦了，不僅沒有補助金可領，還必須支出更多病蟲害防治的金錢與人力，原因是種植綠肥的田間，是病蟲繁殖的天堂，而種植綠肥的農民怎可能花錢來防治綠肥的病蟲害呢？種植綠肥的目的，只是為了領取政府的補助金而已，種植蔬菜、瓜果的農民，不僅要加倍使用農藥，而且還防無可防。所以不要太責怪農民使用過多的農藥（農藥很貴呢），這其中的傷害，其實都是政 策不當所造成的。政府讓休耕者可領取補助金，使耕作者飽受蟲蟲危機，而無利可圖，這與搞族群對立沒有兩樣，政府這種心態，真令人心寒。 農業是國家的根本，像農發條例的規定，一來要保有一定的農業用地，再則又不讓農民有真正良好的耕作環境，每年政府單單花在農業的補助金，就達百億元以上，政府不為農民做好良好的出路規畫，而一味的補助這無底深淵，讓人深感無奈。在決定一個政策之前，請先三思。（作者陳澄賢╱蔬菜產銷班班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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