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國際名家〉文 ◎ 劉雪珍 圖 ◎ 蘇意傑 層層架構女性意識

　——關於瑪格麗特•艾特伍的作品艾特伍的小說結局匯聚許多潮流，載著豐富的細節及觀察，一波波向前流動。
無論如何，從二十世紀後現代文化背景的觀點分析，這波嘶嘶作響的浪潮將成為顛覆傳統機制及挑戰刻板社會結構的風潮。

　瑪格麗特．艾特伍（Margaret Atwood）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八日出生於加拿大首都奧特渥（Ottawa），在家排行老二，有一兄，一妹。父親是森林植物學家，母親畢業於多倫多大學，主修家政。艾特伍七歲時，全家移居多倫多，父親則任教多倫多大學。

　 艾特伍就讀於里賽高中（Leaside Hight School ，Toronto）時即展露文才，在校刊發表散文及詩作，之後就讀多倫多大學的維多利亞學院，師事諾若普．佛萊（Northrop Frye）、傑．麥法森（Jay Macpherson），凱薩琳．孔本（Kathleen Coburn）及密勒．麥克勒（Millar MacLure）等教授。畢業時榮獲伍卓．威爾森（Woodrow Wilson）獎學金，繼續在哈佛大學攻讀維多利亞時期英國文學，師承傑隆．巴克利（Jerome H. Buckley），二十三歲獲碩士學位，隨即留在哈佛攻讀博士課程。一九六六年自從她的第二本詩集《圈戲》（The Circle Game）出版後，艾特伍在加拿大文學界就聲名大噪。目前艾特伍與小說家格姆．吉伯森（Graeme Gibson）及女兒潔思（Jess）定居多倫多市。

　 在艾特伍的詩作中，舉凡《圈戲》（The Circle Game，1966）、《在那國度的動物》（The Animals in That Country ，1968出版）、《蘇珊娜．慕迪的札記》（The Journals of Susanna Moodie ，1970出版）、《詩選》（Selected Poems ，1976）、《雙首詩選》（Two-Headed Poems，1981）及《不見月亮的期間》（Interlunar，1984）等，都呈現女性觀察入微，深入心靈意識的層面，主題也多圍繞在「一個瞬息萬變、詭譎的世界裡，如何保持清晰意識及自主性」的課題。而她的小說創作更是引人入勝。一九七六年的《女法師》（Lady Oracle）、一九八六年的《貼身仕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一九八八年的《貓眼》（Cat's Eye）、一九九三年的《強盜新娘》（The Robber Bride）、一九九六年的《別名葛莉絲》（Alias Grace）及近作二○○○年八月出版的《盲眼刺客》（The Blind Assassin）皆以獨特的艾特伍敘事手法、複雜的情節鋪陳以及女性意識的勾勒吸引著廣大的讀者。

　 《貼身仕女的故事》出版後不只在學術界獲得好評與重視，一般的讀者也非常激賞。書中描繪一個陰鬱的未來世界，一個反烏托邦的想像國度。在那個未來的極權社會裡，女性完全失去了對自己身體的掌控權，而淪為父權制度下國家的工具，任掌權者畫分等級，以便隨時加以監控、威嚇以及整肅。小說中，女性已失去自己的名字，只附屬於擁有她的男主子，所有女性被畫分為五種等級，而貼身仕女則為其一，功用是作為一個「長著兩隻腳」的子宮。她們被強迫徵召來為一個生育率愈來愈低的未來社會「生兒育女」，為主人留「種」，傳宗接代。換句話說，在此極度分工的未來社會中，她被分配的任務，就是替「不孕的主母」懷孕，成為「代理孕母」。但在小孩生下之後，依據合約的規定，無條件的斬斷她和小孩之間的關聯，立即將小孩交給她的主母，成為男主人及主母名下的小孩。貼身仕女也被剝奪與人交談的權利，甚至與男主子性交時也不准有其他地方的接觸，完全只是一個供男人使用的「性機器」。

　 《貼身仕女的故事》投射出來的恐怖未來，令人膽顫心驚。在小說中，女性成為「公眾」共同監視的焦點，完全失去了對自己身體的掌控權，而必須聽任一個極端嚴苛且渺無人性的父權社會擺布，得毫無條件地借「腹」生子，供人差遣。小說的女主角「佛瑞的」（亦即是配給男主子佛瑞的貼身仕女）在「基利得共和國」裡，每天只有一小段時間可以自由行動，她走到市場去，但是因為女人沒有識字、受教育的權利，文字因此被圖畫取代。佛瑞的只有靠著回憶來證明自己的存在，她仍記得昔日與丈夫相處、做愛的情景，與女兒相伴及保護她的母／女性本能，昔日自己有份工作，可以擁有支配金錢的自主力，可以有追求知識的權利，而今她淪為一個月一次供男主子使用的性工具，還巴望著可以受孕，而受重用。只有她的子宮爭氣，她才有活著的利用價值。艾特伍在一九八四年開始寫的《貼身仕女的故事》，與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年》以及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麗新世界》所呈現出來的泯滅人性的未來極權社會不謀而合，有異曲同工之義。眾所周知，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阿富汗塔利班政權底下的婦女，不就是一樣遭受男性父權壓迫、虐待，而無法掌控自己身體與行動能力嗎？

　 在《貓眼》中，艾特伍探討啟蒙（Kunstlerroman）的主題，並且重揭許多《女法師》（Lady Oracle）書中所提到之自主性主題及情節。這兩本小說皆探討女性藝術家的發展，一為《女法師》中的作家瓊安，一為《貓眼》中的畫家伊蓮。兩本小說皆源自女主角飽受朋友折磨的可怕童年。當兩人長大離家後，都成為藝術家，同時還周旋在歐洲父系社會中。在她們人際關係失利時，她們不約而同的嫁給外表看似浪漫的年輕男人，可是不久之後，這些男人便顯得愚蠢乏味。兩位女主角的藝術啟蒙發生於中年的轉捩點，藉著對她們的前半生的追憶描述，她們分別意識到破碎的自我並試著重建她們的自主性（subjectivity）。

　 然而，《貓眼》不單是從畫家的立場去重述《女法師》所發生的故事；更進一步地，艾特伍之所以再度回到「啟蒙」傳統，主要是為了更深入探討此主題與個人自我建構間的關係，因為在《女法師》中這一關係的層面並未完全被人了解。在《女法師》中，寫作在女主角瓊安的自我建構中的確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在其早期的創作生涯裡，瓊安不自覺的任由她作品世界的歌德式成規（Gothic Conventions）影響其對自我的認知。透過寫作，瓊安漸漸了解長期以來她對自我的認知，不僅受這些成規所影響，而母親、愛人甚至社會所寄予的厚望更是將她層層的綑綁住。最後，寫作更促使她走出這些令她失去自我的束縛，勇敢的寫出自己。雖然寫作幫助瓊安建構了她的自主性，但是，從頭到尾，瓊安並不知道寫作在她的自我建構中所扮演的角色。她甚至並不完全了解著述是如何先使她痛苦，然後又助她脫困。當她真正展開追求自主性的同時，並不確知她的作品對她追求自主的歷程有多大的影響。

　 反之，《貓眼》中伊蓮的認知就與瓊安的截然不同。伊蓮不但比瓊安更清楚地知道自己藝術家的身分，而且更深切地體認到藝術所擁有的力量，體認到藝術的力量足以改變並拓展藝術家的一生。因為伊蓮明白藝術對她的影響，能理智地追尋她的藝術生涯，不像瓊安只是將寫歌德式小說當作嗜好，不料身陷在小說寫作的窠臼中，變成藝術的犧牲品。在伊蓮的整個藝術生涯中，她不斷的在繪畫中吐露自己，建構自己，因為她的畫作並沒把她侷限在否定自己的傳統概念中，因此伊蓮不需要像瓊安一樣，先解構迷惑自我的成規，然後再重建她的自主性。取而代之的，在伊蓮發展自主性的過程中，她所需要的是重新發現遺忘的人生，並將它納入能建構自我的矩陣中。伊蓮必須察覺她的藝術才能，方能衝破時空的藩籬，讓她能站在成人的觀點，以積極懷舊的眼光重新檢驗她的童年。她必須潛進層層堆積的時間裡，發掘自九歲起便開始壓抑的童年記憶、情感、甚至是恐懼，是以藉著那段不堪回首的歷史關鍵的重新浮現，她才能再填滿其精神上的空白，開啟自我創造的契機。

　 藉著敘述性自白的形式，伊蓮重現其童年的經歷並開展其創造自我的旅程。玻尼．布萊德林（Bonnie Briaendlin）指出：「第一人稱敘述的盛行……引起大家意識到回憶重建對當代女性啟蒙的自我追尋的重要性。」在《貓眼》所呈現的分歧敘事結構裡，年長的伊蓮一方面敘述她回到多倫多主持其畫作回顧展之真實的現在時間，同時又穿插的從作品中投射年輕的伊蓮，沉緬於過去。隨著故事的發展，此二敘事結構漸漸聚合在一起，令人不禁產生兩條平行線看似要在其行進的遠方交會之幻象。因此，此書最後不僅是敘事結構合而為一，伊蓮亦因過去與現在的整合而融為一體。
《別名葛莉絲》是艾特伍根據真人真事寫的小說，仍採第一人稱敘述手法。女主角葛莉絲．馬克斯 （Grace Marks） 是一八四○年代加拿大一位家喻戶曉的人物。這名十六歲妙齡女傭由於殺害她的東家和情婦而遭起訴。這件湯瑪斯．基尼爾 （Thomas Kinnear）和南希．蒙哥馬利 （Nancy Montgomery）命案發生在一八四三年七月二十三日，當時這件駭人聽聞的謀殺案不僅刊登在加拿大各大報紙上，還遍及英美地區，引起相當大的注意。在基尼爾和蒙哥馬利的驗屍報告中發現南希．蒙哥馬利已有身孕，因此造成二屍三命的慘案。案發後，葛莉絲和另外一名傭人詹姆士．麥德蒙 （James McDermott） 逃往美國，據報他倆是情侶。然而他倆真正的關係到底如何，我們不得而知。但是這件夾雜暴力、性及下層階級的新聞轟動一時，在當時社會引起極大震撼。十一月初舉行審判，十一月二十一日麥德蒙在眾目睽睽之下接受絞刑， 而葛莉絲的辯護律師以她年輕易受誘惑及精神疾病為由，為她脫罪。葛莉絲因此被判無期徒刑，十一月十九日收押到金士墩 （Kingston）省立監獄。接下來的三十年葛莉絲就由一個精神病院或監獄換到另一個監獄，像商品般被陳列著，而成為群眾注目的焦點。

　 據資料記載，一八七二年葛莉絲獲得特赦出獄，在典獄長及他女兒陪同下去了紐約中途之家。有人說，她之後結了婚，但始終未經證實。自此而後消聲匿跡，再也沒有葛莉絲的消息。到底她是因暗戀基尼爾，由愛生恨，勾引麥德蒙聯手殺害基尼爾和情婦南希？一個心狠手辣的冷血女魔？這件謀殺案的背後主謀？ 或是她自己也是個受害者，受麥德蒙恐嚇而身不由己？到底她真的瘋了或只是裝瘋賣傻為保性命？歷史上的葛莉絲仍是一團謎。在這讓人百思不解的血腥事件中，連法官都難以斷定，以致判決由極刑改為無期徒刑。小說中艾特伍根據史料以銳利的筆觸重新呈現一件過去的歷史事件，遊走十九世紀的監獄及精神病院，特別針對當時心理醫生感興趣的現象，如記憶、失眠、夢遊、歇斯底里、催眠狀態、神經性疾病、夢境等，再提出探討。主治大夫賽門．喬登醫生以既同情又半信半疑的複雜情緒傾聽葛莉絲的故事，追溯她的過去，但她對這件謀殺案的記憶卻是空白的。醫生用盡當時基礎心理學的治療方式來幫助葛莉絲以查明真相，但是未竟其功。

　 在二○○○年八月出版，立即就得到布克（Booker）圖書獎的《盲眼刺客》則敘述兩姊妹的故事，既有浪漫愛情又含神祕奇情色彩，撲朔迷離的劇情，探尋一個女子一生長達一個世紀的故事。小說一開始，艾芮絲 （Iris Chase Griffen）就告知讀者，一九四五年大戰結束的第十天，她的妹妹蘿拉（Laura）將車子衝下橋自殺了。是單純的自殺事件或是意外？艾特伍以錯綜複雜的情節鋪陳「故事中的故事」，呈現層層布局，綜合回憶錄、小說、報紙文章、科幻小說各種體裁。艾特伍在書中以敘述者瑪格特．戴奧尼（Margot Dionne）為主幹，來追溯八十多歲的艾芮絲的一生及她生活中的人物。同時，蘿拉的遺作，也叫《盲眼刺客》，在她死後兩年出版，內容是科幻小說，敘述者是二名在後巷小房間裡幽會的情人。戴奧尼的敘述深具魅力，將艾特伍的社會及心情地圖一一呈現，有親情、愛情，有背叛，但也有希望。

　 就典型的艾特伍風格而言，其小說的結局相當模稜兩可，勢必帶給讀者及評論家許多想像的空間。海倫．伊格雷夏（Helen Yglesias）評述：「艾特伍的小說結局匯聚許多潮流，載著豐富的細節及觀察，一波波向前流動，……」無論如何，從二十世紀後現代文化背景的觀點分析，這波嘶嘶作響的浪潮將成為顛覆傳統機制及挑戰刻板社會結構的風潮。正當女性開始體驗來自藝術、教育、性別、工作及知識上的自由，正當女性開始找到她們的聲音與自主性，主張她們在社會上應享的權利以及定位與所處社會的關係，後現代主義——以男性為主的運動——總會企圖改變並否認女性正開始發現的自我。黎．艾德渥（Lee Edward）指出，二十世紀女性小說的重大差異，就是生命不再被刻畫成一場永無止境且毫無勝算的戰爭，而是對生命的禮讚，或者，至少是朝向可能代表禮讚的成長。艾特伍在文學上的成就更透露出這樣具啟發性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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