擺脫經發會陰影改走大溪會議路線----全面提升產業競爭力台灣才有前途

　 陳水扁總統日前召集府院黨高層舉行「大溪會議」，以經濟戰略為國家發展的切入點，探討有關繁榮經濟、鞏固民主及提升安全等重要議題。經過討論之後，陳總統為這次會議歸納出十點結論，作為政府推動經濟發展的具體戰略，並且決定今後不定期召開府院黨決策會議，深入探討重大國政方針。由此形成的「大溪會議路線」，實際上擺脫了經發會的陰影，為政府拚經濟找到正確的方向了。

　 「大溪會議」有何特色，應先從最近的一連串事態演變來看。首先是，在陳總統兼任黨主席當日，中國以一點三億美元誘使我邦交國諾魯共和國與之建交。面對中國加緊外交封鎖等敵意作為，陳總統深感不能再一味向中國表達善意，所以先後發表台灣要走自己的路、主權對等、南向政策等談話，而呂秀蓮副總統則圓滿完成南向首航的外交出擊。隨之，陳總統接見「美日台三邊戰略對話」與會代表時，提出調整對威權中國投資和經貿政策的宣示，將安全、民主、經濟視為確保亞太地區和平與繁榮的三個主要支柱。

　 透過以上背景，大家就不難發現，陳總統為「大溪會議」所做的十點結論，已然為台灣的未來走向策定新的政略構想。其中的重大轉變，用簡單的話來講，就是將政府施政眼光從重外輕內改為內外兼顧，而且不再對中國投資持盲目開放的態度。經濟是政治的基礎，這一套新的經濟戰略自然蘊含著新的政治作為，也標誌對追求台海和平的另類看法，十分值得大家注意，政府財經首長更應以之調整政策作為。

　 眾所周知，近來國際政治與經濟頗有變化，美國所主導的國際反恐怖主義行動，在阿富汗獲得初步成果，目前正在為攻打伊拉克做準備。在反恐議題上，台灣與美國利益一致是無可置疑的。反觀中國，雖然表面上也贊同反恐行動，但卻處處提防美國勢力進入中亞，妨礙其多年來建立「上海合作組織」的努力。另一方面，中國也利用美日景氣的相對低迷，加緊吸引全球資金前往投資，以圖實現經濟迅速崛起的目標。至於中國不斷擴張軍備，與美國為主的民主國家形成戰略矛盾，更是不在話下。

　 在這種情勢下，台灣一方面站在民主陣營，一方面卻大肆錢進中國，一方面宣稱兩岸一邊一國，一方面又升高對中國的經濟倚賴程度，確實會讓美日甚至東南亞國家感到疑惑。姑且不論他國的觀感，即就台灣內部來看，先前執行積極開放中國投資，無異犧牲台灣以協助中國壯大經濟，從而提升其對台軍事威脅能力，而台灣本身則產業益形凋敝，經濟難以復甦，資金持續失血，失業率也居高不下，這對台灣的安全、民主與經濟也是毫無保障可言。

　 「大溪會議」包括加速與美、日、東協國家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全面提升產業競爭力(含傳統產業)，貫徹推動金融改革，加強人才的培育與引進，堅持投資優先、經濟優先、台灣優先、投資台灣優先，以及推動成立拚經濟的國會多數聯盟等結論，尤其是對所謂的直航持較為審慎的態度，確實足以扭轉財經首長過去拚開放的錯誤，也解除了經發會拚開放的緊箍咒。據悉，在「大溪會議」上，有首長批評財經政策對中國投資鬆綁速度過快，並指責開放ＯＢＵ對台商放款作法失當，也有人對產業外移與失業嚴重提出警告，財經首長再不依據「大溪會議」結論調整施政作為，豈非公然抗拒執政當局的政略方針﹖

　 經發會的最大成就是「積極開放」中國投資，而其深遠影響則是錢進中國、債留台灣，犧牲台灣前途壯大中國經濟，但在野人士對經發會最為不滿的卻是中國投資開放得不夠。是以，成立拚經濟的國會多數聯盟，如果依舊走經發會的老路，我們實懷疑其有何成效。去年經發會淪為少數人把持，獲得若干與主流民意相違的共識，成為財經首長拚開放的令牌，已讓台灣付出慘痛的代價。「大溪會議」所凸顯的「投資台灣優先」，與某些在野人士的「兩岸關係解套論」，顯然是道不同不相為謀，如果要取得那些在野人士的合作，結果恐怕又是犧牲台灣以壯大中國經濟。目前台灣的金融呆帳超過一兆元，失業率超過五％，民間投資則連年衰退，政府稅收持續下降，如果還要把「投資中國」當作藥方，台灣不因產業經濟破產而崩潰才怪。

　 從一年前的「經發會」到日前的「大溪會議」，我們深覺政府拚經濟的首要之務，絕不是向違背台灣利益的勢力妥協，而是積極改善投資環境，提高投資意願，有效提振產業，促使國內產業經濟乃至就業稅收恢復良性循環，換言之，是為二千三百萬人拚經濟。而要達到這些目標，政府在財經政策上大有操之在我的空間，透過政策調整或行政命令便可行事，未必要看違背主流民意者的臉色，尤其是不能因為朝野討價還價，把發展產業搞成產業外移。相形之下，「大溪會議路線」說出沈默大多數人的心聲，如果政府有效執行「大溪會議」的結論，讓財經首長的眼光轉回投資台灣優先，讓產業、資金與人才留在國內深耕台灣，這次府院黨高層會議將會成為再造台灣經濟之春的轉捩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