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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應引導企業轉向避免投資中國風險
面對中國的蠻橫打壓，陳水扁總統一改上任二年多來對中國片面釋出善意的兩岸政策，開始走「台灣自己的路」。而如何走台灣自己的路？政治上是堅定採取「一邊一國」的立場，不接受一國兩制，以公投來預防現狀的改變；在經濟上，則是全面扭轉嚴重向中國傾斜的經貿政策，具體的作法就是陳總統日前在亞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年會致詞時提到的，中國大陸市場不過是我們全球佈局市場的一部分，不是台灣對外市場的唯一，也不是全部，更不是最後，台商在佈局全球時，更應重視對東南亞的投資。
企業的發展，能夠根留母國，必然有助於提高本地的就業率，促進內需的消費市場，當然是最好的抉擇。但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企業為求壯大與永續經營，也不能不進行全球化的佈局，因此企業的對外投資，乃是成長策略的一環，是母國經濟力的延伸，不能完全視為產業外移的負面效應。然而，台灣這些年來的中國熱，卻與全球化的內涵不同，而是一種包藏在中國民族主義狂熱下的非理性經濟行為，因此才會出現企業不管有無對外投資的必要，都一窩蜂西進，甚至以連根拔起的方式，「錢進中國、債留台灣」，造成台灣產業的空洞化。而一般民眾竟然也在熱潮感應之下，帶著身邊的小資本，盲目地跟隨著別人的腳步掉入中國的漩渦。更嚴重的是，兩岸現在處於敵對狀態，台灣與中國的關係絕不等同於一般正常國家的交往。故而，台灣的中國化根本不是全球化，而是幾近於一種社會的整體自戕行為。
任何有理性的人，都可以輕易了解中國化不等於全球化，然而在台灣的畸形環境中，卻有部分統派政客、媒體極盡所能的美化有關中國的一切事物。尤其，中國的市場潛力與前景，更被這些人吹捧上天，彷彿是遍地黃金的投資者天堂。而政府只要提出對中國具有代替性的政策，立即會引來統派群起攻之，受到扭曲與抹黑。政府的南進政策，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南進政策起於前總統李登輝在民國八十三年所提出，乃是考量東南亞有五億人口，市場龐大，而且工資與土地成本比中國更為低廉，與台灣地緣接近，是可以取代中國的台商投資最佳選擇。不可否認的，政府推動南向政策，除了經濟因素的考量外，也與政治上希望與區域內國家建立緊密關係有關。南向政策在先天上已注定被統派抹黑的命運，不幸的是，湊巧又發生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不少區域內國家經濟岌岌可危，台商受創不輕，因此南向政策就被貼上了失敗的標籤。
然而，南向政策果真失敗了嗎？如果李前總統的南向政策是一個錯誤的政策，為何陳水扁總統在中國之路走不通之後，會選擇重新走上前人的南向之路？顯然的，南向政策雖然遇到一些困境，但並沒有失敗，它的負面印象是特定人士在不對稱資訊下所刻意塑造出來的。前經建會主委、現任台灣智庫董事長陳博志憂心中國交叉運用政策，一方面想辦法吸引台商到大陸投資、一方面又在各種國際組織壓迫台灣的生存空間，認為在經濟上，台灣應該盡可能不要太過依賴中國大陸。因此，陳博志早在民國八十年即提出「總體經濟戰略」，明白指出台灣必須進一步加強對東南亞的貿易與投資，並且要設立東南亞研究中心，三年後，李前總統正式宣佈「南向政策」。陳博志即指出，十年前配合政府政策到東南亞投資的上市上櫃公司有很多在當地投資成功案例。這些業者在越南、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都有，而且從造紙、食品、紡織等傳統產業到電子業、金融服務業。而這些東南亞投資成功案例並沒有讓台灣民眾知道，是一種「資訊市場的扭曲」。
此際陳總統重提南向政策，事實上，東南亞國家大多數已走出當年金融風暴的陰霾，經濟也出現復甦跡象，部分國家如越南、菲律賓的經濟成長較之過去，實有天壤之別。尤其，東南亞十國已逐漸形成一個自由貿易區，而我國在推動南向政策以來，已和多數國家簽署投保協定、避免雙重課稅協定。台商前往投資，不但可以得到法律的保障，更可打入區域內市場，享受各項優惠、金融、人員的自由往來的便利、避免被東南亞市場邊緣化。所以此時的南向政策，是一個絕佳的機會點，絕不是毫無新意的炒冷飯。而以分散投資風險的角度來看，南向政策正如陸委會主委蔡英文所言，是台灣在逐漸成為資金出口國後的「均衡的對外整體投資政策」。台灣已經從以前的投資進口國變成為投資出口國，可是，投資在中國估計約有千億美元以上，但在東南亞地區則只有數百億美元。台灣對外投資過度依賴中國，已經危及台灣自身安全與經濟發展，政府再不引導企業轉向，台灣恐將陷於萬劫不復的災難。
然而，不管是南向或西向，都非振興台灣經濟之道，唯有排除投資障礙，改善投資環境，讓企業願意根留台灣、深耕台灣，才是確保台灣永續生存的根本方法。而企業由於營運需要，必須對外進行投資時，應該採取全球化的佈局，不能輕忽政治與市場的風險，貿然西進，將台灣的資產全盤押在一個敵對國家手中，這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幾近於一種自殺的行為。有理性的人不會把所有的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南向政策雖然有它的侷限性，卻能夠分散中國投資風險，抵銷中國對台灣的經濟衝擊，政府此時南向，可謂適得其時，確實值得企業界的深思與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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