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從戰爭與死亡的陰影中解脫出來的這批青少年，年約十六至二十二歲，多出身上流社會，對父母親那一輩人的生活方式不以為然，認沙特為精神之父，寧願過著波希米亞人的生活，穿得破破爛爛，餐風宿露；他們瘋狂地放縱自己，置身在陰暗、潮濕、隱密的洞穴中徹夜狂舞，吸著混合著二氧化碳與菸味的污濁空氣，跟著黑人樂手演奏的「爵士」節奏瘋狂地搖擺；烈酒一杯接著一杯猛灌，卻可以一連幾天不吃不睡；他們遭親生父親詛咒，成了一群無家可歸的流浪漢。因為他們的生活方式與思想太異於常人，被法國媒體賦與了一個特殊且略帶貶抑的名字——「穴居人」；而開創這股「穴居」風氣的，正是經常將「沙特」兩字掛在嘴邊的存在主義青年，而存在主義的誕生，與法國爵士樂的興起以及聖傑曼都雷的四個地方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克拉米（Chez Cheramy） 小餐館、花神咖啡館（Cafe du Flore）、綠色小酒吧（Bar Vert）與禁忌（Le Tabou）爵士樂俱樂部。

開文學咖啡館風氣之先的「克拉米」小餐館
「花神咖啡館」在今日的名聲，多虧了沙特與西蒙．波娃。然而，文人藝術家在咖啡館聚集，高談闊論文學創作的風氣，卻是由詩人賈克．普列菲（Jacques Prevert，1900 – 1977）所組織的「十月團」（Le Groupe Octobre）開其先例。

當時，這些默默無聞的成員，定期在國民公會（Convention）附近聚會，後來團員之一——建築師羅伯．蓬達比利（Robrt Pontabry）發現了位於賈克伯十號（10，rue Jacob）的小餐館「克拉米」（Chez Cheramy），當時餐館的老闆不但准許客人賒帳，收費也非常低廉，一餐不超過十法郎，有時還允許藝術家們以詩、繪畫等作品代替餐費，據說，整間餐廳內當時貼滿了文學家、哲人及詩人的神來之筆，光老闆克拉米先生的素描畫，也有好幾百張。

住在離賈克伯街不遠的「大奧古斯汀街」（Rue des Grands-Augustins）上的貧窮青年藝術家，不少都成了「克拉米」的常客，也不約而同的，都有過賒帳或以作品抵押一頓飯的經驗。
法國戲劇界的尚路易．巴霍特（Jean-Louis Barrault），把閣樓當作戲劇排演場地，在那兒排演改編自美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的小說《當我垂死之時》的戲劇：「關於一位母親」；尚路易．巴霍特離去之後，畢卡索成為下任房客，在那兒，他完成了一生中重要的代表作品──「鋼琴與大提琴卡西亞與馬卡麗緹」（piano et violoncelle Caccia et Magaritis），並巡迴世界展出。

他們成名之前留在此地的這些看似塗鴉的文字圖畫，如今已經成為各大博物館收藏家爭相重金搶購的藝術品，然而，當初老闆以一頓飯交換這些也不知道在說啥畫啥的文字圖畫時，不知道心理有何感想？什麼時候，台灣也會有這樣的餐廳，這樣有趣的老闆，開放幾面牆，讓未成名的藝術文學家在上面揮灑才情？

聖傑曼都雷的英國紳士俱樂部——
「花神咖啡館」（Cafe du Flore）
一九三五年開始，「克拉米」似乎成了藝術家之家。「克拉米」主動地召集藝文界人士、醫學院及美術學院的學生於耶誕節前夕一起聚餐，這個知識分子文人藝術家耶誕節一起吃年夜飯的傳統，一共延續到一九四五年餐廳結束營業後才作罷；「十月團」後來也因團員的成名而解散，但是這個風氣卻隨著「十月團」團員各自成立的新團體而開枝散葉開來，他們轉移陣地，來到「花神咖啡館」（Cafe du Flore）繼續他們的文學藝術改革運動。

一九九九年的十一月某個下午，「花神咖啡館」剛開門……。
我與曾為「花神咖啡館」侍者的丹尼爾老先生相約於此，他回憶起往事，依然歷歷在目：

「一九四二年某天上午，咖啡館像現在一般，剛剛開門，我忙著將搭置於桌面的椅子放下歸位，一位戴眼鏡的先生，腋下挾著一堆文件，匆匆忙忙走進來，一言不發地就坐在角落，埋首於堆積如山的文件中，沒完沒了地寫，一寫就寫到下午關店為止；有的時候，他和一位女性一塊兒來，他們坐在不同的兩張桌子，但同一區；我雖然對他們好奇，卻從來未曾對他倆提問，這樣子的情況一連維持了好幾個月，直到某一天，有人打電話來找沙特先生……。我的同事告訴他：『這兒沒有您要找的沙特先生！』；但是這位先生不死心，堅持說沙特先生在這兒，一定要沙特先生聽電話……，最後我的同事實在被纏擾得沒法可想，正準備一桌桌詢問誰是沙特先生之際，突然，高大的沙特先生站起來，對著我同事說：『我就是沙特先生。』」
丹尼爾喝口咖啡，喘口氣潤潤喉緊接著說：
「從那天起，我和沙特先生就變成了好朋友，我們常利用上午時間閒話家常，因為，每過了中午時分，電話就開始響個不停，而且每一通都是找沙特先生，最後老闆決定為沙特先生安裝一條個人專線……」

侍者這時送上第二杯牛奶咖啡……，丹尼爾先生深吸一口牛奶咖啡香，似乎這香味可以帶著他回到從前，沙特與西蒙．波娃未成名前，埋首寫作的日子……。

「安裝了沙特先生的個人專線之後，一切都改變了！」丹尼爾緊蹙著眉頭……「沙特先生周圍總是圍繞著一群朋友，人數愈來愈多，直到仰慕者也不分千里、遠道趕來此地，爭相一睹他的丰采，沙特，這個名字成為聖傑曼都雷區的神話，而當神話形成之後，沙特先生卻決定離開「花神咖啡館」，尋求一處僻靜的地方寫作，但仍舊偶然會回來敘舊……」

「不會又造成同樣的『沙特旋風』嗎？」
「當然會！但是……（丹尼爾很神祕的對我微微一笑）那天，沙特與西蒙．波娃突如其來地又出現在「花神咖啡館」，當客人發出第一聲尖叫後，不到一分鐘，老闆布巴爾先生趕走所有的客人，只為了讓他倆專心寫作……」
我想，直到今天，「花神咖啡館」仍然這麼有名的原因，絕對不是只因為沙特與西蒙．波娃，或賈克．普列菲的存在，還有「花神咖啡館」這位與眾不同的老闆——布巴爾（Boubal）先生。咖啡館賣的不只是咖啡，還有一些其他的東西……。
比如，這麼有名的咖啡館，也因故事太多而遭受到雅賊的光顧。一九四八年，小房間內長達六公尺的鉛管及電風扇被偷走；自此以後，顧客每到夏天時，就必須一邊喝著咖啡，一邊擦著汗。
娜塔莉．索羅金（Nathalie Sorokine）這位美麗的金髮美女，倚著沙特與西蒙．波娃朋友的名義，早上九點來，一直待到中午，先外出吃飯，但是將私人的東西留在位子上，吃完午餐後，回來繼續占著位子，直到晚上八點；有時寫作寫煩了，從袋子掏出來一把梳子，當著大庭廣眾的面，慢條斯理地梳起那頭又亮又美的秀髮，氣得布巴爾先生直跺腳喊道：「我們不在咖啡館梳頭。」

這個抱怨不但未停止這些存在主義作家的奇怪行徑，反而變本加厲地在咖啡館內留下控訴布巴爾先生的標語，如神不知鬼不覺的，在盛蘋果酒的罐子上寫下「布巴爾先生是C……」，直到六、七天後，這句話的旁邊附加上這麼一句：「布巴爾先生不是C……」，才使得布爾巴先生破涕為笑。

賈克．普列菲的牛奶咖啡文學
不過戰後，這些藝文界的名人，為了逃避無孔不入的媒體及慕名者的騷擾，紛紛轉移陣地。其中最著名的是一間外觀毫不起眼的「綠色小酒吧」（Le Bar Vert）。
這間與「克拉米」小餐廳位於同一條街，十四號的「綠色小酒吧」，與「克拉米」或者「花神咖啡館」一樣，都是因為人物的與眾不同——可能是顧客，可能是老闆，也有可能是因為同行的推波助瀾，使得這幾間餐廳、咖啡館或小酒吧，在同行中脫穎而出，成為歷史小站。
一九四四年，亨利．陸都克（Henri Leduc）買下「克拉米」餐廳，在同樣的地方開了聖傑曼都雷區的第一家美式酒吧，晚上還有美國音樂live演出，很快的，這間小酒吧吸引了記者、畫家、導演及詩人賈克．普列菲等客人光顧，成為另一所藝術家的聚點。

當賈克．普列菲在此朗誦他最新的詩作之時，全場都沐浴在宛若教宗誦經時的肅穆莊嚴氣氛之中，若有人這時推門而入，破壞了那一刻的感覺，可以想像數十對白眼如利箭般射在這人身上，亨利．陸都克連讓這人申辯的機會都不給，就請他滾蛋！此外，亨利．陸都克似乎也是位隨興的人，沒什麼應幾點開始營業、幾點關門的規矩，有時到了下午六點左右，才看到他慢條斯理地開門，卻對門外苦候已久的客人說：「我還沒開店，你們最好到隔壁去！」隔壁是哪兒？正是十四號的「綠色小酒吧」。

亨利．陸都克這個怪人，若是照中國人的同行相忌來看，或許有點奇怪，放著上門的生意不做，反將客人往外推，而且還主動推薦隔壁的「綠色小酒吧」。不過，亨利．陸都克並非使它日後留名歷史的唯一理由，「綠色小酒吧」是當時唯一賣有cafe au lait的地方，再加上詩人賈克．普列菲下午兩點半固定來此喝牛奶咖啡，帶動了一股「牛奶咖啡文學」風潮，結果每到下午兩點半，賈克．普列菲及他的朋友就會不約而同地一起出現，邊喝牛奶咖啡，邊聽賈克．普列菲朗誦詩作。

為了躲避好奇者的追蹤，存在主義者藏匿於位置隱密、沒名氣的小酒吧間，或是外表看來，一點也不會讓人留下任何印象的街角咖啡館內集會；更有些人從地面轉為地下活動，戰後的聖傑曼都雷區的地窖，突然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貝納．盧卡斯所開的這家「禁忌」（Le Tabou）俱樂部。
百無禁忌的「禁忌」
從外觀上看，這是一家歷經風霜的小酒吧，髒兮兮的巧克力色油漆外牆，「Le Tabou」幾個褪色的黃色大字，歪歪斜斜地附著在經歷了無數風吹雨打的外牆上，龜裂的軌跡，遠遠望去如同一根枯萎的老樹籐。

戰爭將近尾聲之際，老闆路易．季歐內（Louis Gionnet）計畫將地窖改建成有歌舞雜耍表演的咖啡館（Caf'Conc'），這個計畫一曝光之後，所有的人都迫不及待地等待它的開幕。可惜的是，首度的嘗試卻讓人大失所望，幾天之後，地窖就成了乏人問津的廢墟。

不過冥冥之中，老天好像就是不肯讓這間破地窖就此默默無聞終其一生似的。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綠色小酒吧」的老闆貝納．盧卡斯及他的馬賽詩人朋友尚．托斯基（Jean Toursky）路經「多芬街」（Rue Dauphine）三十三號，一時起意參觀了當時盡是蜘蛛網灰塵盤踞的地窖，貝納．盧卡斯卻靈機一動，決定在此成立一個「禁忌俱樂部」（Club du Tabou）的組織，以邀集他的朋友們借此舉辦各式各樣的藝文活動；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一日，他重新開張，還特地邀請了爵士樂團現場演出，這個嘗試立即獲得大家的熱烈支持，隨著小喇叭手玻里斯．弗雍（Boris Vian）、吉他手列里歐（Lelio）、鼓手亞倫（Alain）兄弟三人，及他們的音樂家朋友——次中音薩克斯風手紀．蒙大蘇（Guy Montassut）、鋼琴家亨利．雷諾（Henri Renaud）的加入，使得「聖傑曼都雷」自此進入「地窖」爵士俱樂部的時代。

直到當時為止，除了「羅里昂黛」以外，所有的俱樂部多半為高級夜總會形態，如同VIP俱樂部，非為名流士紳，難以登門而入。玻里斯對以名利來畫分的社會階級深惡痛絕，決心創立一間全然不同的俱樂部，完全不建立於金錢的基礎上。「禁忌」卻並非任誰都可以自由進入，須要有俱樂部的會員卡才行；結果，這些有錢人為了獲得入場的機會，備受折磨，不但要忍受狹窄而濕冷的地窖，還要苦中作樂，但是誰都以曾經來過「禁忌」為榮。

因為主要的成員都是存在主義的元老，所以，很快的，「禁忌」就成了存在主義信徒的天下；人們在「花神咖啡館」至今已經無法尋覓到任何存在主義者的蹤影，因為，他們已經成為晝伏夜出的地窖人。

這間設備極為簡陋的俱樂部，入口處僅僅以兩塊紅色的厚重的落地窗簾標示，一進入其中，四處瀰漫的濃厚菸霧讓人伸手不見五指，再加上空氣潮濕，整個地窖簡直就是地獄的入口；菸霧籠罩的小酒館內猶如剛離站的蒸汽火車。若是桌面擺著一塊當天中午剛出爐的麵包，隔日清晨六點，已經變成一團發霉的麵糊。黏乎乎髒兮兮的壁紙上掛著非洲面具，整個場地僅以幾顆昏黃的電燈泡照明，唯一的酒精飲料為「可口可樂加蘭姆酒」。然而，無論是台上狂熱地演奏著咆哮樂的亨利．雷諾四重奏，或是台下的二十多對舞者，身處潮濕陰暗的地窖中數小時之久卻甘之如飴，除了他們擁有鐵肺之外，年輕，似乎是唯一的解釋。

「禁忌」的存在主義青年特別喜歡表現自己。有時加入台上的樂隊，一塊兒即興演奏，就算吹的是不成調的旋律，也不會有人認為你不登大雅之堂；有時他們靈感一來，當眾宣讀隨筆之作；有些人喜歡跳舞跳到筋疲力竭為止；沒有人會強迫你消費香檳，更不需要穿著正式的晚禮服，「禁忌」就是這麼一個隨性、自由、親和的地方。

儘管環境是如此的不堪，聖傑曼都雷的「禁忌」地窖，卻成為繼梵諦岡之後最著名的地窖，並且因此帶動了存在主義者風靡爵士的潮流，更牽引出存在主義大師沙特、西蒙．波娃與爵士的一段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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